《七根孔雀羽毛》：追问我们行色匆匆的灵魂

　　专稿

　　采访者：斯继东 被采访者：张楚

　　斯继东：浙江作家，在《收获》、《小说选刊》等杂志发表过小说，曾获“浙江文学之星”称号。

　　张 楚：唐山作家。曾获“人民文学奖”，“大红鹰文学奖”，“河北省青年文化建设奖”。“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之一，2011年入围“未来文学大家TOP20”。2012年7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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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张楚你好，首先恭喜你的中篇小说集《七根孔雀羽毛》付梓出版！

　　张 楚：谢谢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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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七根孔雀羽毛》是中篇小说集。我们都知道，现在这方面的出版很难。请讲讲《七根孔雀羽毛》的出版过程好吗？

　　张 楚：去年冬天，上海文艺出版社打电话，问我有没有长篇。我说没有，他们就让我邮了些中短篇。我整理了7个中篇：《七根孔雀羽毛》、《刹那记》、《梁夏》、《小情事》、《夏朗的望远镜》、《细嗓门》、《大象》，都是自己喜欢的。后来他们跟我说，《收获》副主编钟红明老师向他们极力推荐，他们才考虑为我出集子。前几天我去上海参加书展活动，跟钟红明老师提及此事，她只笑着点点头，再无他话。我很感动。那些在背后扶你一程又保持沉默的人就是所谓的贵人吧？后来邀请铁凝、李敬泽、苏童三位老师做推荐人，他们也都爽快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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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作为一个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70后作家，《曲别针》无论如何都称得上你的定调之作。从这篇小说开始，我喜欢上了你那种带着体温的写作。但从《大象》开始，你小说的故事性明显加强了，我可以把这理解成某种妥协吗？从好里说小说变得厚重了，但是太多的承载会不会让它变得笨拙，以至飞不起来？

　　张 楚：《大象》这个小说是献给我妹妹的。写这个小说时我眼里常噙着泪水。她大概是我遇到的世界上最聪慧的孩子，从初二到初三，整整两年，她都跟着叔婶在北京天津安徽看病，没上过一堂课，可中考却考上了省重点中学。她还特别喜欢文学，当时我送给她一大堆书，说实话，想把妹妹教唆成一个文艺女青年……写《大象》时，我就想把它弄成一篇看似笨拙的小说。惟有笨拙，才能担得起沉重和回忆。因为妹妹，我突然对生命的拙劣、卑微、无常、残酷有了最透彻的理解。在这个宇宙里，地球只是一粒尘埃，而我们，可能连尘埃的一粒原子都算不上，可即便如此，我们内心里仍有着对永恒、对美、对温暖、对光明、对崇高的最执著的追寻和企盼。《大象》发表后，当时北大的陈新榜老师评价说：“《大象》给人的感觉如同海底岩浆一般，不停地被海水冷却,却始终炽热地翻滚喷涌着。”我觉得他说出来的，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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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七根孔雀羽毛》在《收获》发表后，被多家刊物转载，获了河北省优秀作品奖，上了201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并入围“郁达夫小说奖”。许多人可能并没真正看懂《七根孔雀羽毛》。在小说中，“七根孔雀羽毛”似乎并无所指，但我觉得它有更大的指向：生活的荒谬和人生的无意义。我更为关心的是，这“七根孔雀羽毛”是怎么走进你的小说的？

　　张 楚：其实，写《七根孔雀羽毛》之前我写过一篇《地下室》，发在《山花》杂志。可能觉得“宗建明”这人没写透，没写活，还有话说，于是两年后有了这篇《七根孔雀羽毛》。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何一些人如此忙碌、焦躁？他们如此热爱物质、热爱机械、热爱权色，他们从来不会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我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写了小县城精神上的异化，以及道德底线被撕扯后的痛楚。至于“七根孔雀羽毛”这个意象，李浩曾经在评论《七根孔雀羽毛》中说：“七根孔雀羽毛，在小说中始终是个悬念，尽管它并不作用于故事的核心。不过，除了它是秘密之外，这七根孔雀羽毛还建立起了某种飞翔感和诗性，使这篇立足于写实层面的小说有了象征和超拔。它，是需要成为秘密。”我认同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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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曲别针》中志国手中不断摆弄的那些曲别针，在小说最后他们被他塞进了嘴巴。我后来看金基德的电影，常常会联想到你的曲别针。电影给你的小说带来过灵感吗？

　　张 楚：我是个电影迷。不读书不写作的时候，通常是整宿整宿的看电影。我也喜欢读电影方面的书籍，前段时间刚买了一大堆传记，《英格玛·伯格曼》、《佩德罗·阿尔莫多瓦》、《费德里克·费里尼》……如果说电影给我带来过灵感，那就是导演在镜头下对美的凝视、窥探和呈现，常常让我思考如何在小说中描摹那些微小的、具有光芒的细节，如何通过对微物的塑造、传达，让小说酝酿和散发出自然、悠长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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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在你之后的小说中，一些似乎跟“曲别针”差不多的意象，却被赋予了不一样的积极含义。比如《刹那记》里樱桃那些写给罗小军却从未寄出的信；《夏朗的望远镜》中夏朗那架望远镜。他们给幽闭的陶罐凿开一个口子，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给这个绝望世界带来了唯一的希望。这是你有意识的改变或调整吗？

　　张 楚：结婚生子后，家庭生活会消除你身上的燥气，尤其是有了孩子后，内心会逐渐变得绵软温厚，身为人父的自豪和责任让人在用文字表达世界时，多了份从容、宽容。《夏朗的望远镜》中的道具“望远镜”，是我刻意的安排。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其实围绕着很多这样沉默而羞怯的人？他们像一群失声的人，在别人欢歌时沉默；他们从不和他人争什么，即便他人冒犯和羞辱了他们；他们也从不在背后捣他人是非，即便他人触犯了他们的道德底线……总之，这群沉默寡言人，仿若就是罗伯特·穆齐尔笔下那群没有个性的人，对一切都持无所谓的态度。然而，真的是那样吗？他们，在成为“他们”之前，到底经历了如何的变故，历经了如何的灵魂炼狱呢？在这篇小说里，我企图给出答案。我还给夏朗配了一副望远镜，就是让他通过比心灵更广阔的宇宙，找到一个灵魂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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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你的作品里都是小人物，你是怎样理解“小人物”的？

　　张 楚：我写小人物跟我的生活环境有关。平时接触的都是最普通、最平凡的人：工人、小公务员、小商人、农民……哪怕最卑微的人，都有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你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某种高贵的品质，比如善良、诚实、担当，当然他们也有小毛病。了解得深，就想把他们的精神世界描摹出来。其实小人物一点都不小，他们的精神世界是辽阔的、丰饶的、厚重的。舍伍德·安德森、福克纳、奥康纳、安妮·普鲁、塞林格、卡佛这些伟大的作家，他们小说里写的也都是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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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你一直在写着你笔下的“桃源县”，它的原型应该就是你生活的县城吧？你会对着这个“邮票大的地方”一直写下去吗？它会不会给你的写作带来局限和束缚？

　　张 楚：说实话，我从来就没刻意描写过这个叫“桃源县”的地方，小说里之所以经常出现这个名字，只是因为我是个懒惰的人，不愿费心思取名字，就像我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通常叫小丽啊、小红啊、桂芬啊一样……我不想模仿福克纳、莫言或者苏童那样写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我感觉我的灵魂里没有属于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高密东北乡或者香椿树街。当初用“桃源县”这个名字也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考虑的，如果有考虑，也会用一个陌生化的地名。其实我一直觉得，一个作家一个时期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时期内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格局和认知展开的，和地域没有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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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继东：作为一个唐山人，你觉得唐山大地震给之后的几代人在心理上带来了什么？你觉得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真实吗？在你的小说中会隐隐约约写到这个，但你似乎内心有禁忌，不敢正面触碰，是不是这样？

　　张 楚：唐山大地震时我刚刚两周岁。我父亲当时在外地当兵。据我母亲说，她是抱着我从窗户里跳出来的，这对当时的她应该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因为半个月后我弟弟就出生了。我们家的房子没塌，但没人敢住，全住在简易棚里。我还记得简易棚里的床太短，晚上大雨，晨起时我母亲的腿浮肿得非常严重。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说，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对亲历过灾难的唐山人来讲，那次“共同记忆”已经用刀刻在心里。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我是专门跑到电影院看的。拍得不错，但和唐山大地震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借助大地震这个外壳来讲一个“自我救赎”的故事。对这次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我内心是没有禁忌的。我想，我现在没有写，只是因为还没有到冥冥中的那个时机。前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汶川进行震后重建采访，给我的冲击力非常大。我想，也许将来会有那么一天，我会从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地震中找到一个平衡支点，再借助其他因素来重塑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关乎自然，更关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