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与莫言相识，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在解放军某部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听说从保定训练队调来了一名叫管谟业的宣传干事，他就是如今驰名中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当时，因为我的家属在唐山，莫言的家属在山东高密，因此，我俩都住在部队的单身干部宿舍楼，同在二层，隔壁相住。那时，莫言刚二十五六岁，我比他年长八九岁。在我的眼里，他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中等个头，身材魁实，四方大脸，眼睛不大，却很有神，嘴角边总是泛着甜甜的微笑，操一口山东话、河北话加普通话的混合口音。

　　莫言1976年入伍，先在部队的山东黄县工作站当警卫战士，因为他勤奋好学，有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后被调到保定训练队担任政治教员。

　　莫言任政治教员期间，便开始从事小说创作。他曾对我说，他文化程度浅，学写小说，谈何容易。他白天教课，晚上看书，主要是看一些中外小说名著，边学边写，经常写到深夜，有时写到天亮，废弃的稿纸不知有多少箩筐。稿子写好后，他就往保定市《莲池》文学杂志社跑，试探着投稿。莫言的功夫没有白费。1981年，《莲池》先后发表了他写的两篇短篇小说：《售棉路上》和《民间音乐》，并加有评论，说莫言是一块没有开凿的玉石。

　　我当时十分爱好文学、书法。傍晚，我与莫言在机关食堂吃完饭后，便走出营院的南大门，沿着小马路或田间小道散步。中秋时节，我俩踏着月光，边走边聊，望着天上的圆月，听着小道两边玉米地、苹果园里发出的唰唰的响声，心情很是惬意。有时候很晚了，我俩便在部队的大操场上，来回转圈，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莫言给我讲了不少他写小说的感受。他说，小说是提示人生悲剧和人性美感的。不写小说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苦处和快乐。在他构思一篇小说时，如思路打不开，不知从何下笔，连自杀的心思都有。可是一旦来了灵感，比做什么都兴奋和快乐。

　　莫言的两篇短篇小说《售棉路上》和《民间音乐》对我确实触动不小。我实在佩服莫言的文学语言表达能力。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件事，让我这个习惯于“玩文字”的去写，三五百字就可以写清楚了。可到了莫言那里，他会描述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

　　1983年，我从政治部组织科调任后勤部门诊部任教导员。时隔不久，1984年，莫言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到门诊部任教导员后，我的宿舍并没有搬，仍与莫言隔室相住，同在机关干部食堂吃饭。饭后，依旧在一起散步、聊天。莫言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后，每到星期日便回部队，我俩像往常一样在一起散步闲谈。

　　1988年，莫言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深造。这一时期，莫言的小说创作发生了质的飞跃。轰动一时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出版发行，特别是《红高粱家族》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并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之后，莫言受到国内、国际文坛的极大关注。莫言的许多长篇、中篇小说纷纷被翻译成外文，在许多国家发行。

　　1989年，我转业安置在中国银行唐山分行。离开部队时，我与宣传科的老干事宋耀海一起到鲁迅文学院看望莫言。这时，莫言的小说创作已进入旺盛期。临别时，他送给我他的得意之作，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并很幽默地题了四句话：“往昔岁月已成梦，转眼都成半老翁。君在唐山数美元，我在鲁院汲北风。”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我转业到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后，一直在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接触新闻界、文学界的人士比较多。1992年，当他们知道我与莫言是老乡、老战友后，便让我写一写与莫言相处的感受。我便与莫言联系，说了我的想法。莫言非常支持，来信对我说，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并给我寄来了《莫言研究资料》一书。后来，我便写了《莫言你怎么了》一文，刊登在《唐山文学》上。此后，我与莫言仅是电话联系，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心中喜悦、兴奋、自豪、激动、感慨等复杂心情交织在一起，脑子里整天装着莫言的名字，多么想当面向他祝贺，与他共享喜悦啊！我给他家里打电话，不知打了多少次，却始终没人接。

　　通话通不了，但又想表达对莫言的祝贺之意，于是，我写下此文。

　　夏乐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