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送信半个世纪乡村两代人走出万里“长征”路

　　　董江岭(右)亲手把报纸送到村民手中。

　　专稿(本报记者闫妍通讯员李瑛程言秋)初冬的午后，温暖的阳光洒在迁安太平庄乡苏庄营这个安静的小山村里，在炕头上听到摩托车的引擎声由远及近，8岁的小孙子便迫不及待地跟着董江岭迎到院外，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信件，小孙子拉住董江岭，仰脸说：“爷爷，我送，我送！”见其点头，小孙子骑上停在当院的儿童自行车，手里攥着几封信，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踪影。董江岭笑着对记者说：“我父亲为村里送信送报37年，我送了13年，现在我的小孙子也能帮忙跑腿喽！”

　　相看老伴儿时就提一点：

　　“送信这事儿我当个正事干，对这你不能有气。”

　　“为这事儿，这么些年，饭都吃不上热乎的。”12月6日，坐在董江岭家堆满报纸信件和快递的炕头上，董江岭的老伴儿对记者念叨着，只要有报纸信件和快递，老董总想抓空尽早送到村民手里。“天天如此，有时眼瞅着饭就要做得了，叫他吃完再送，他说不能耽误，谁家有个信件，都想早点看到！全村300多户人家，他还不是把信随便往人门缝里一塞就走，必须送到人家手里，一圈送回来，饭都热几回了。”

　　“要不我相看老伴儿时咋把这个作为头等条件呢。”在旁边分拣报纸的董江岭接嘴道。1980年董江岭的妻子因病去世，看到他独自一人拉扯3个孩子不容易，村里便不断有热心人为其张罗婚事，“可庄户人家过日子杂事少不了，我给村里送信送报没报酬不说，还经常耽误家务事，所以我相看老伴儿就提一点：送信这事儿我当个正事干，对这你不能有气。”

　　虽然现在村里的信件逐年减少，但成倍增长的保险单和快递包裹，又给了老董新的挑战。

　　上个月，就有一个只有网名和门牌号码的快递包裹寄到了村里。“村里的门牌号混乱，很多家干脆就没有。我找到计生组组长，按照他们的名单也没有找到。”董江岭说，“挨家挨户找了几圈也没结果，都劝我把包裹退回去。可从我父亲给村里服务开始，就没退过一封信，没出过一封‘死信’，我哪能就此打退堂鼓。”一个星期，老董都没心思吃饭睡觉，最后终于打听到收件人早已搬到县城居住。直到包裹被其村里的亲属签收，老董才算把这块心病放下。

　　父亲临终前嘱托：

　　“虽然算不上啥大事，但为村民服务光荣，你要坚持啊！”

　　董江岭说，父亲董田1964年离休回到唐山老家时，他才9岁，“听母亲讲父亲以前参加抗战，有8年时间没跟家里联系上，家里人都以为他没了。所以父亲特别清楚那个年代信件的重要性，回村后就主动把这事担起来了。”

　　“父亲临终前曾嘱托我：给村里送信送报虽然算不上啥大事，但为村民服务光荣，你要坚持。”2006年董田病重，在医院陪床的20多天里，董江岭仍不忘嘱咐家里人为村里送信送报，“每次村里有人来探望，我开口问的第一件事准是信或报纸给及时送到没有。当时就有人劝我，说你都快60的人了，顶风冒雨地也没人发你工资，你爸要是没了，你还坚持个啥？”

　　可越是陪伴在病床前，父亲送信时的往事越是不自觉地涌现在董江岭眼前。“有一年我正在家做饭，父亲回来时一身雪和泥，说是给人送汇款单时摔了一跤，我当时就心疼了，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么大岁数了，别送了，图个啥？可父亲一干就是37年，直到2000年，他90岁了，腿脚实在不方便才让我接替。”

　　77岁的村民王旭云告诉记者，由于家里亲属多在外地，老伴腿又有残疾，所以董田父子对他们家的大事小情都特别上心，“那天雪下了一天都没停，天都黑了还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董田叔。叔那年都80多了，这样的天儿自己拄着拐棍走过大半个村，就为了给我们送汇款单，我当时就哭了。董田叔还安慰我，说侄媳妇别难受。我说，叔你着啥急呀，等天儿好点再来不行啊。可叔说，怕耽误事还是早点送来好。”

　　乡村邮递员：

　　“是他们别无所求的坚守，给了我在艰辛的邮递路上继续跑下去的力量。”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由他们父子送出的书信报刊已有20多万份，父子俩步行村路近5万公里，相当于走了4次长征路。”在村里担任了30年村支部书记的杨战清回忆道，在董田回乡的初期，村民们买邮票都要赶到10公里外镇上的沙河驿邮政所，后来董田就自己出钱购买各种面额的邮票供村民使用，谁家需要写信了，董田更是带上信纸信封上门服务。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董江岭现在还保留着每个月到镇上的邮政所采购邮票信封的习惯，以备村民的不时之需。

　　“我在这条线路上跑了8年，每天都是把报纸信件直接送到他们家，赶上刮风下雨天不好的时候，他们父子俩总是热情地让我留家里吃完饭再走。”去年才调离苏庄营村这条线路的邮递员刘坤，历经了董家父子两代人，“写得满满当当的《订阅登记表》和《分发记录》是他们家的‘宝贝’，在这个村里，他们就是‘活地图’，没有一家的社会关系他们不熟悉。可以说，是他们别无所求的坚守，给了我在艰辛的邮递路上继续跑下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