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青山着意化为桥

青年时期茅以升　　

　　——石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上出现得比较早。这种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雄跨在江河之上，在交通方面发挥作用。

　　——我国的石拱桥有悠久的历史。《水经注》里提到的“旅人桥”，大约建成于公元282年，可能是有记载的最早的石拱桥了。我国的石拱桥几乎到处都有。这些桥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有许多是惊人的杰作。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河北省赵县的赵州桥，还有北京丰台区的卢沟桥。

　　——赵州桥横跨在洨河上，是世界著名的古代石拱桥，也是造成后一直使用到现在的最古老的石桥。这座桥修建于公元605年左右，到现在已经1300多年了，还保持着原来的雄姿。到解放的时候，这座古桥又恢复了青春……

　　读着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字，许多人都会记起这篇文章的作者茅以升的名字。这篇发表于1962年3月4日《人民日报》上的《中国石拱桥》，出自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之手，一经发表即很快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自上世纪60年代起，教科书几经更迭，《中国石拱桥》却以其精准优美、平白如话，成为说明文的典范，至今仍为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所传诵。

　　一代大家洗练、平实的文章，如泉水般汩汩涌动，让许许多多的学生在琅琅书声中记住了中国的石桥，记住了华北平原洨河之上历千年风雨而岿然屹立的赵州桥，记住了北京城边抗日烽火发源地卢沟桥，也让他们记住了一个难以忘怀的一代宗师的大名：茅以升。

　　1911年，15岁的茅以升以优异成绩考入唐山路矿学堂，这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完全还是一个在父母温暖怀抱里撒娇淘气的孩子。1916年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从此，他与桥梁结下了毕生之缘……

　　桥梁专家茅以升一生爱桥、造桥，在人们眼中惯常的桥梁，俨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的小女儿茅玉麟说，“诗人常把天上的彩虹喻为人间的桥梁，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化作了彩虹，永留在人间。”他不但造桥、修桥，而且授桥、写桥，桥，就是他的命。

　　三次踏勘赵州桥一代宗师留佳话

　　这是一张朴素的黑白合影。背景中赵州桥的石拱清晰可见。在赵州桥头，茅以升面带微笑，目光淡定从容，是那种一如既往的儒雅学者之风。合影中的另一位，则略带拘谨，站得笔挺。

　　在我市离休干部李汉家中，我们见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是1984年10月，李汉陪同茅老参观完赵州桥留下的。当时已是米寿之年(88岁)的茅老温暖的微笑，同千古名桥赵州桥，及李汉这位唐山交大校友定格在永恒的瞬间。

　　“离现在整30年了。那时候我58岁，现在88岁了。正是他当年的年龄。”

　　李汉向我们讲述了30年间的情景。

　　“1984年，我在省政府担任秘书长，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茅以升打来的，他没有打给省政府，而是直接打到我办公室，他知道我是交大的校友。他说想到石家庄看看赵州桥，问我能不能接待。他那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国家领导人，但他很谦逊，以普通朋友和交大校友的身份来跟我联系。”

　　李汉马上报告了省长，省长派了一个副省长和李汉一起陪同茅老参观赵州桥。

　　一见面非常亲切，茅老谦和、儒雅，一点架子都没有。

　　“他对赵州桥非常感兴趣，对它的结构了解很详细。对赵州桥的历史问得很多。”赵州桥展馆的工作人员给他讲得很详细。

　　“赵州桥的结构很特殊，石拱桥做得那么好，1000多年前的东西能够保存得这么好，这是个奇迹。”茅老不住地赞叹：这座桥，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世界桥梁建筑中的瑰宝。

　　“他当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桥的附近环境污染得太厉害，污水臭气难闻，这让他非常痛心。他觉得所有的桥梁都不能脱离环境独立存在，环境也是桥梁的一部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情况向省委汇报了。”

　　此后，在茅老的督促之下，赵州桥周边污染得以根治。

　　赵州桥，又称大石桥、安济桥，是位于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洨河上的一座石拱桥，设计者是隋代杰出的工匠李春，建造于大业六年(610年)，是单孔敞肩坦弧石拱桥，桥长50.82米，宽9米，南北向横跨洨河之上，桥面分三道，中道行车，左右二道行人。赵州桥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完好的大跨度单孔敞肩坦弧石拱桥。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茅以升一生中曾三次参观赵州桥，这已是他第三次亲自踏勘这座世界最古老的石拱桥了。

　　第一次是1963年，也就是他的名篇《中国石拱桥》问世的第二年，他与建筑学家梁思成一起视察和验收赵州桥的保护维修工程。这次考察中，茅以升对赵州桥组织了一次承载能力测试，确定赵州桥可荷载8吨，在古代有这么大的辎重，堪称桥梁建筑史上的奇迹。

　　第二次是1980年，纪录片《科学家茅以升》拍摄期间，栏目组请著名画家蒋兆和先生和茅老一起游览，蒋先生现场作画，留下了人物肖像画史上的经典之作《茅以升》。茅老回京后挥毫为赵州桥写了题词：“历经沧桑一千三百余载，李春的安济桥依然为中华民族文化大放光芒。”

　　茅于美有一段回忆：“1980年夏天，我陪同父亲一起前往赵州桥。父亲对桥的研究，除了查阅《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工具书以外，对实地考察也很注意。父亲当时已是84岁高龄，但仍不辞辛苦地来到赵县，他细心地观察，对桥上每块栏板上的雕刻都能详细给我们讲解一番。”

　　茅老三顾赵州桥，每次心境不同，收获各异。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这座千古名桥。早在1961年，她就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年，《中国石拱桥》名篇问世，很快入选中学语文教科书，赵州桥一桥“成名”天下知。

　　在《桥话》中，茅以升写道， “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桥，在桥上跨过多少山与水，欣赏过多少桥的山光水色，领略过多少桥的画意诗情。”

　　在这样的桥梁人生中，不谈风雨，只见山光水色，月白风清。这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一个人文主义者开阔旷达的襟怀。时代的风风雨雨，人生的起起落落，都在他举重若轻、履险如夷的生命节奏中变成了恬淡和笃定。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父亲有五个早，分别是大学毕业早(18岁)、留学早(21岁)、得博士学位早(24岁)、当大学教授早(25岁)、当大学校长早(29岁)。父亲从唐山路矿学堂(唐山交大前身)毕业时不仅年岁早，而且成绩好，年年考第一。”音乐家茅于润在《我的父亲茅以升》一书中这样介绍自己的父亲。

　　茅以升1896年出生于江苏丹徒县(今镇江)一户书香之家。3岁时接受母亲的启蒙教育，5岁读私塾，7岁入思益学堂(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他10岁那年，过端午节，家乡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而他因为肚子疼所以没有去。由于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不少人。这一不幸事件沉重地压在茅以升心里。他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从此，茅以升只要看到桥，不管它是石桥还是木桥，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时间长了，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

　　15岁那年，茅以升在日记里写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时逢北京清华学堂招收留美预备生，我应当机立断，远离家乡北上投考。”千里求学，负笈北上，不料到了北京，才知已错过清华考试时间。打听到天津有唐山路矿学堂正在招生，他便和一个同学连夜赶到天津参加考试，发榜录取为预科生。也许是上苍的刻意安排，唐山便成为一代宗师的成长之地。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莅临唐山路矿学堂讲演，他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当时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二年级的茅以升聆听了这位中华民国之父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更坚定了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道路的决心，他从此在土木工程系选定桥梁专业为方向，视建桥为己任。

　　在校学习期间，茅以升极为勤奋，仅整理的笔记就达200本，近千万字，这些笔记摞起来超过一人高。学校考试频繁，又从不预告，有时一个上午4门功课都要考。在校学习的5年中，经过无数次的考试，茅以升每次大考都是全班第一名，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这在向来以考试严格著称的唐山路矿学堂历史上极为罕见。

　　1916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评比，唐山路矿学堂以茅以升的作业参展。结果在70多所高等学校中名列第一，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濂源特奖茅以升“竢实扬华”匾额一方以示褒奖。

　　同年，茅以升毕业后报考清华官费留学研究生，并毫无悬念地登上“中华号”远洋客轮，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

　　这是一座以理工见长的知名学府。入学后，因为以前没有来自唐山路矿学堂的学子，洋教授们怀疑这位中国学生的学业水平，校方告诉他，必须经过注册考试方能决定是否录取。校方首先考了茅以升的大学课程，成绩为“特优”，再考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又是“特优”，比美国最优秀的学生还要好。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茅以升顺利成为桥梁专业的研究生。一年后，茅以升捷足先登，一举拿下硕士学位。毕业典礼上康奈尔大学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来的研究生，一律免试入学。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荣誉，唐山交大(原唐山路矿学堂)日后之被誉为“东方康奈尔”，当自此始。

　　1917年，导师贾柯贝把自己的东方爱徒介绍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茅以升向梦想之桥又迈近了一步。工作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23岁的茅以升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他在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中提出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

　　茅以升先生曾说：“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14年的努力，好比造桥，为我一生事业建造了坚实的桥墩。”

　　在那个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碰撞使得留洋青年才俊辈出的年代，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是一种义无反顾的选择。

　　1919年，茅以升临别美国，忽然接到母校唐山交大罗忠忱老师来函邀请回母校就任。就这样，归国后的1920年8月，25岁的茅以升站在了母校的讲台上。

　　四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

　　上世纪，在唐山交大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听者甚众，讲台上一位先生正讲“西洋圆周率略史”，提到一百位的圆周率时，这位先生随即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将这一百位数字写出，令全场轰动。这位先生直到92岁高龄时，仍能背得不差毫厘。他就是茅以升教授。

　　在交大，他的教育方法是“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的结合。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独创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10分钟，指定一名学生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给提问学生打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这一方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学业大进。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

　　然而，这样一位思想力卓著、创造力勃发的先生，在国难当头的年代，竟不得不颠沛流离，带领学子们苦苦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

　　唐山交大的校史上记载着茅以升4次掌舵交大的故事。他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坚韧有力的学术种子，在辗转中经历了种种挫折后，是如何以一种力挽狂澜的精神，繁衍成一片壮美森林的。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次年，任唐山交大副主任(副院长)。

　　1925年冬，唐山交大发生学生会驱逐有蔑视中国学生言行的美籍化学教师伊顿事件。1926年1月，唐山交大孙鸿哲校长因难以调解此事，受到学生会的反对，辞去校长职务，交通部遂委派茅以升继任校长。茅以升校长劝说学生会放弃过激做法，学生会不听从，茅以升旋即辞职离校。茅以升先生此次出任交大校长，为时甚短，他本为调解母校纠纷而来，事既不成，引身而退，则大有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全面爆发，而唐山交大所在地属华北最前线，事变不过10日，唐山校园即沦入日寇魔掌。校长孙鸿哲此时正卧病于北平，不少师生纷纷自行南下。9月，经过一番努力，唐山交大几十名师生首先集中于湖南湘潭，决定在1938年2月复课。这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校长(院长)，茅以升愿担此重任，出任代院长。他到湘潭就职之日，院内遍贴“欢迎茅博士来复兴唐大”的标语。到职后，他一面对外接洽联系，争取教育部承认拨款等，一面则力争扩大教师队伍，保证教学质量。5月，茅以升先生被改聘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正式院长，这是茅以升第三次担任唐山交大校长。

　　由于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时并入唐山交大，而湘潭缺乏房屋可用，学校于5月又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是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初日寇进攻湘北，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放弃长沙时纵火焚城，民众惨死者达10余万人。杨家滩离长沙只有一百多公里，人心浮动，以为日寇朝夕可至，茅以升只好带学校再次南迁桂林。

　　迁移的过程十分艰难，不但要徒步行走，还随时面临着敌机轰炸的危险。12月2日，日军飞机轰炸桂林，学校从杨家滩带出的图书、仪器、档案和80多位同学的行李损失殆尽，不少同学行李物品一无所有。在这困难关头，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茅以升先生12月7日召集大家谈话，他说：“我们学校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唐院一定会振兴的。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他斩钉截铁地向大家宣告了自己的信念：“中国不会亡，唐山不会亡，我们一定能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

　　茅以升校长的智慧与笃定，连同他与时代肝胆相照的铿锵之声，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

　　自1938年11月17日离开杨家滩，至1939年1月28日到达新校址平越(今贵州福泉县)，历时70多天，行程2000余里，长途跋涉，旅途劳顿，生活不定，交大师生备受辛苦。但茅以升院长领导有方，临危不乱，诸多校友竭力支持，热情帮助，师生们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终于在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重新播下了读书的种子。之后，学校即迅速完全进入正轨。

　　1942年4月，茅以升调离交大。

　　1944年11月，日寇向桂北发动进攻，平越已划为前线，唐山交大校舍即将驻进督战队。此后月余，平越处于混乱状态，学校不得不于11月16日贴出布告：暂时停止上课，到重庆去集中。茅以升等交大校友出面，特地组成“交大唐、平两院重庆校友会”，全力协助母校迁移，不久就在重庆璧山县丁家坳觅得房屋。于是学校又赖以复课。

　　抗日战争时期，是唐山交大存亡续绝的时期，也是灾难深重的年月，然而这一时期却是学校有史以来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之一。许多著名的校友，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培养出来的。

　　虽经风雨飘摇，茅以升校长仍竭尽全力保留着唐山交大的文化根脉，一路颠沛流离，一路弦歌不辍，使大批交大学子继续学业。

　　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决定唐山交大(时称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茅以升先生出任总校校长。 1950年8月以后，中国交通大学改称北方交通大学，茅先生继续担任校长至1952年5月。在茅先生主持下，唐山交大原有各系得到扩充，并增设了机械、电机、材料等系，许多高水平教师也是经茅先生批准延聘到校的。茅以升先生鼎力聘请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专家回国任正、副教授，使学校拥有一支以80多名正副教授为主力的师资队伍，这在当时国内高校实属凤毛麟角。

　　“到1984年我们见面的时候，茅老已经离校很久了，但是对学校的感情对唐山的感情还是那么浓厚。他永远说我是唐山交大的，我不是四川交大的。”

　　李汉永远记得他陪同茅老参观赵州桥归来的一晚长谈。唐山交大成了他们唯一的话题，南迁四川峨眉的学生成了茅老最后的惦记。茅老一再表示希望交大回迁唐山，让李汉帮忙想办法。殷殷重托，感人肺腑。

　　茅于美在《我的父亲茅以升与唐山交大》一文中写到：父亲晚年还为恢复“唐山交通大学”这个校名，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说非只关“校名”，而是因为这所学校是我国初创工程学校，培养工程人才的“象征”，对海内外校友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此事始终未能如愿，是他的一大遗憾。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茅以升校长始终宛如灯塔，照亮一方。

　　钱塘江大桥——中国桥梁史上一座丰碑

　　归国伊始，茅以升就立志要为国架桥。可是，祖国大地战火连绵，满目疮痍，甚至铁路和桥梁的修建权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

　　翻开建桥工程记录，一项一项都写着外国人的名字，唯独没有中国人自己造的桥：济南黄河大桥，德国人造；郑州黄河大桥，比利时人造，蚌埠淮河大桥，英国人造；哈尔滨松花江大桥，俄国人造；沈阳浑河大桥，日本人造；云南河口人字桥，法国人造；珠江大桥，美国人造……

　　1933年，在茅以升从美国归来的第13年，他终于得到了一次建大桥的机会。是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

　　然而在钱塘江上造桥绝非一件易事。钱塘潮是天下奇观，也是诗人吟咏的好题材：“怒挟长风过海门，须臾新潮没沙痕。鲸波吼夜千兵合，雪浪翻空万马奔。”尽管大潮壮观，天下一绝，但对于建桥来说，却是巨大的自然障碍。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而且潮头壁立，可高达9米，破坏力量惊人。江底石层全被流沙覆盖，深达40米，流沙极细极轻，一遇水冲，便被卷走，变化莫测，突然刷深可达10米以上。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钱塘江造桥——不可能”。茅以升曾两下杭州调查钱塘江建桥的可能性，在经过仔细调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处”于1934年4月成立，处长茅以升请来当年美国留学时的大学同窗罗英担任总工程师。1934年8月8日动工兴建大桥，但因筹备、承包商运送工具和材料耗费了很多时间，正式开工是在1935年4月6日。

　　桥墩需建在坚实稳固的基础上，然而钱塘江底积淀的流沙竟厚达41米。茅以升设计的方案是：在设定桥墩位置的四周，打入穿越泥沙的木桩，并发明了“沉箱法”，即用钢筋混凝土浇制一个长18米、宽11米、高6米，重达600吨的“沉箱”。将无底无盖的“沉箱”运到江里，罩住木桩圈，再用6个3吨重的船用铁锚定置，然后用高压气挤走箱里的水。此时“沉箱”似一间无屋顶的房子，工人们在箱里进行挖沙作业，最后在沉箱上筑桥墩。

　　建桥墩共需打1440根木桩，但打桩却遇到困难,重夯木桩容易断裂，轻夯则打不下去，一昼夜只能打1根桩。茅以升从浇花壶水能将土冲出小洞中受到启发，首创采用高压水龙带抽江水，在厚硬泥沙上冲出深洞再打桩的“射水法”工艺，一昼夜可打30根桩。一个难题解决了，又一个难题出现了：汹涌的浪潮把“沉箱”推移偏离，一次竟将庞然大物冲到几里外的闸口电厂附近的江中。后来工人提出把铁锚改为10吨重的“混凝土水泥锚”，终于使沉箱固定住了。

　　造桥虽已使用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离不开人拉肩扛，当时江中正桥桥墩还有一处尚未完工，茅以升、罗英率领工人夜以继日加速施工，还巧妙利用自然力的“浮运法”，潮涨时用船将钢梁运至两墩之间，潮落时钢梁便落在两墩之上。

　　在大桥施工过程中，茅以升集聚造桥人的智慧解决了80多个技术难题，打破先做水下基础，再做桥墩，最后架钢梁的传统造桥程序，采取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方法，即基础、桥墩、钢梁三种工程一起施工，提高了工程效率。

　　1937年9月26日，随着一声火车长鸣，钱塘江大桥通车了。人们涌向大桥两岸，为在苦难和战火中诞生的民族钢铁桥梁而欢呼！这座全长1453米的大桥，与近旁的六和塔一起构成了西湖风景名胜区南线雄伟壮丽的风光。

　　然而，这座通向生命彼岸的桥梁，它的建造者茅以升在设计之初，竟然就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视的预感。他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却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

　　1937年11月16日下午，国防部派工兵学校一位丁姓教官来到“大桥工程处”，向茅以升出示一封“密件”之后说：“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掉钱塘江大桥，留着等于替日本人造桥。”

　　茅以升在南2号桥墩留下的长方型大洞，其实就是预防这一时刻的来临。茅以升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准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一一标示出来，工兵连夜埋设了炸药。

　　第二天清晨，茅以升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命令：立即开通大桥。原来从上海逃难过来的同胞都拥挤在南星桥码头，过江渡轮运力严重不足。当得知大桥已通，扶老携幼背着包袱的人流和装载物资的汽车，如潮般地涌上大桥。这一天，通过的撤退机车300多辆，客货车2000多辆，难民不计其数。而这一切全是从炸药上通过的，但是撤走的物资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建桥成本的几倍，何况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数十万人的生命。

　　这就是史料记载的“1937年11月17日钱塘江大桥全线贯通”的日子。可是，人们怎么会想到，“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算是空前的了。”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人群被强行拦阻，茅以升亲手点燃了导火线。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历经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的第89天瘫痪在日寇侵略的烽火中。中国人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大桥，竟是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民族苦难作为通车典礼的。

　　这是茅以升一生中感到最长的一天。他后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说，就像是把自己刚生下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当晚，茅以升在书桌前挥泪写下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赋诗一首，“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大桥炸毁后，桥工处全部撤退，茅以升带着在钱塘江大桥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图表、文卷、相片等14箱重要资料一起撤退。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在躲避战乱的路途中舍弃了许多家什，却将这些珍贵的资料珍若拱璧，直到1948年5月，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才得以修复，茅公实现了他的誓言。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的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大桥北堍的绿茵中矗立着茅以升先生的全身铜像，恰似钱塘江大桥的守护神，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这个命运多舛的不朽作品，似有不尽之言。

　　钱塘江水带着他一生的辛劳、成功的喜悦、殷切的希望，永不停息地从钱塘江大桥的桥孔流过，从四桥、三桥、二桥流过，从依然屹立的海塘脚下流过，也从茅老预见的“世界上最长、最大、最现代化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流过，一直流到广阔的大海……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又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又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任务。1955年9月，大桥正式开工，到1957年9月25日建成，比原计划提前两年。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落成典礼。

　　1958年在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时，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工程设计时指出：“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茅以升非常信任，茅以升也对党的工作极端负责，他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作了全面审查核算，最后签了名。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中国古桥与新桥》等。

　　新中国成立后，茅老一直任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院院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自1954年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茅以升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11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回首一生，他最倚重的桥，是心中那座：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如今，昔日的唐山交通大学已在时间与历史的演变中，华丽转身为西南交通大学，这所历经118年风雨沧桑的华夏名校，虽历18次搬迁校址，但依旧薪火相传，依旧弦歌不断，依旧人才辈出，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工、理、管、经、文、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拥有九里、犀浦、峨眉三大校区的全国重点大学。

　　1991年，为永久纪念这位和学校同龄的一代宗师和交大校友，学校在九里校区图书馆前建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并把学校主干道路以茅以升的字——“唐臣”命名。

　　2006年5月16日，恰逢茅老诞辰110周年，一尊青年茅以升铜像在西南交通大学110年校庆的鞭炮声里矗立在该校峨眉校区。

　　从此，一脸谦和、满目慈祥的老校长，就这样在成都平原的青山绿水之间，在峨眉山区如诗如画的风景里，宛若生前一样，深情注视着这里的一草一木，默默迎送着进进出出的学子们。茅以升，这个响亮的名字早已和这所名校深深地融为一体，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广植于芸芸师生的心间。而据校方统计，每到九月，大学开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正值蓉城百合花次第开放的季节，在满城沁人心脾的花香里，每年几乎都有近百名来自唐山，这片茅院长当年求学发祥之地的青年才俊，他们远涉千山万水，或只身前来，或结伴而行，或父母相伴，慕名投身到这所名校厚重温暖的怀抱里，来到曾经的老院长身旁，就像当年少年茅以升负笈北上一样，激情澎湃地放飞多彩的青春，追逐人生的梦幻，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