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有媒体传出保定将成为中国“政治副中心”的消息，虽然发改委和保定市的相关人士很快表示“没听说”“不知道”，但这还是触动了舆论的神经：该如何对北京等超大城市进行资源和人口分流？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定论，保定承接首都功能纾解和产业转移的大战略也已形成。在民间，紧贴北京的几个河北区块早已开始京冀的“一体化”，那里涌现的大批房产都由在京工作人口购买。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自然过程，如今也有了来自中央的政策推动。

　　现在舆论中有不少声音期待完全由中央主导分散大城市压力，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资源分配的公平。然而需要指出，政府对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不是万能的，这期间市场的调节力量必须受到鼓励。

　　北上广等超大城市的形成有计划经济因素，但不全是。首都的政治功能可以部分拆解，但这不是无限的。上海广州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因素更高。

　　分散超大城市的资源确有必要，但需看到，在当前地域差距的现实下，有些资源今天只有在超大城市“才是资源”，换个地方可能就不是了。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它是北京的优质资源之一，但它如果搬迁到中国今天的某个中等城市，它的市场将迅速萎缩，用不了几年就会衰落。

　　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颇具竞争力的中小城市，中国前三十几年改革也诞生了一些特色中小城市，它们都具有极强的自我生长力，它们如能够继续发展、增多，将是重构中国优秀资源布局、缓解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压力的真正希望所在。

　　年轻人是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绝对主力，他们极少有人是冲着大城市的“优质社会服务体系”去的，他们是冲着工作和前途而去，为此宁肯忍受拥挤和雾霾。中小城市需要有工作，有更多薪酬不比大城市低太多的工作，有能够让年轻人构想一生前途的社会发展愿景。这一切往往等不来，需要像苏州、义乌、张家港那样拼出来。

　　如今国家扶持中小城市的愿望非常强烈，限制资源向超大城市集中也已成国家的政策自觉，但现在来自中小城市的创新和拼搏冲动需要进一步激发。中国需要产生面向未来的一批新特色产业城市，各地需要创造强有力的杠杆，撬动这些潜在的机会。

　　如果保定最终得以扮演纾解首都部分功能的角色，那么这其中有幸运的成分。这样的幸运不可能是普遍的，对大多数中小城市来说，超大城市的功能和资源不能等着分配到自己头上，需要去“抢”。改革是各地竞争力重塑和大爆发的过程，谁有本事“抢”，未来就属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