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传感大自然的语言……

　　　
    专稿（本报记者 王蓉辉）寻访交大之星

　　1909年，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瘦削少年走进了唐山路矿学堂，在土木工程系学习。这一年，是唐山路矿学堂的前身山海关铁路学堂建校第13个年头，也是这所命运多舛的新式学堂复建第4个年头。一年后的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二批“庚款”赴美留学生。

　　这位少年，就是现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毕生为国“求是”的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

　　“竢实扬华、自强不息”，是由唐山路矿学堂发展起来的唐山交通大学的校训，被誉为“交大精神”。竺可桢的人生之路，恰是这精神的最好诠释。

　　看云卷云舒，心怀万里江天阔，脚踏大地有回声。尽管，竺可桢在唐山路矿学堂的求学经历仅有1年，但唐山记住了这位百年前学习成绩总居全班第一的土木工程系学子。从这里，竺可桢走出国门，抱着“科学救国”的信念，在异国他乡刻苦攻读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在学成之后毫不犹豫地回到积贫积弱的祖国，埋头苦干，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自此树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的学术理论体系，以及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台网。即使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时期，身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依然致力于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宜，这所流亡大学不但没有被日寇消灭，反而创建起了更加完备的学科设置，成为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评价为可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媲美的“东方剑桥”。

　　今年，是竺可桢诞辰124周年、逝世40周年。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让我们去探求一位历经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科学家的精神世界。

　　“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

　　1890年3月7日，浙江省绍兴东关镇，一户竺姓的普通小商人家里，传出婴儿的哭声，男主人竺嘉祥迎来了他和妻子顾氏的第六个孩子。虽然开有一家小米店，但由于子女多，本金微少，竺家的生活一直较为困难。竺嘉祥靠粮食转手生意和为来集市卖米的农民量斗，赚取有限的利润，顾氏更会在每天的集市散后，用笤帚把撒落在地的米麦杂粮仔细地扫起来，供家里做顿稀粥。在这个清贫之家里，竺可桢渐渐长大着。

　　也许是自幼身体瘦弱的缘故，竺可桢性格温和，喜欢安静。聪颖的他在两岁时已开始认字，3岁时就把街上的所有招牌认全了。父亲竺嘉祥自己认字并不多，希望下一代多读点书，对子女教育极严。比竺可桢大14岁的大哥竺可材考上了秀才，后回到东关在私塾里教书，竺可桢未满6岁就入这个私塾，在大哥的严厉教导下学习。1899年东关毓菁学堂开学，教书的都是有名的教师，第一次招收学生100余名，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入这个新式学堂。经过6年苦读，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而同期入学的百余名学生取得高小毕业文凭的不到10人。正是在这里，竺可桢受到了最初的科学启蒙和忧国忧民思想的灌输。他听老师讲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朝廷却要赔款4亿5千万两银子；而随着帝国主义廉价商品涌入中国，本就脆弱不堪的传统小生意受到巨大的冲击，民生凋敝的景象更是他的切肤之感。少年可桢开始思考怎样救我中华的大命题。

　　1905年，15岁的竺可桢到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读书，后又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在这些新兴的学校里，他接触到一些宣传新思想的图书杂志，在他的头脑里逐渐坚定了这样的信念：贫穷落后的祖国需要科学。

　　1910年，考取了赴美留学的竺可桢在入伊利诺伊大学时，被问之想学什么专业，他答：“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1913年夏，从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竺可桢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学，还是和农业密切联系的专业。有这种选择，来自他幼时的一次对话。某天，一位来竺家米店的农民面带忧虑之色，他便关切地问：“今年收成不好吗？”那人叹息着回答：“人种天收啊！”这句话似重锤敲打着少年的心灵，从此，这少年知道了天气变化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他要做的是改变几千年来“人种天收”的农业生产状况。

　　正是这“农业立国”的想法，让竺可桢走进一个在旧中国完全空白的领域——气象学，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追逐风云变幻的人。

　　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这所著名学府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竺可桢以深刻的影响。1918年，他以一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博士论文，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关注。他提出了台风强度划分新标准，以风速作为量度台风及其强度的单位，并一直沿用至今。

　　1918年秋，竺可桢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带着“科学救国”的决心回到了祖国。1920年秋应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地学系。同时，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布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1928年，他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10年内，全国建立气象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很快，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建成，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气象台，这里便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

　　为了建好这些气象台、所，竺可桢殚精竭虑，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他还是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间长达13年之久。一位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却因国是多艰而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江大学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竺可桢被举荐出任浙大校长。最初，他还一度犹豫不决，放不下挚爱的气象研究工作，也不愿陷入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中。是妻子和友人的劝说，警醒了竺可桢，他们认为，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恰需一位校长来整顿教育、转变学风。由此，浙江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位身材瘦削、举止儒雅、戴一副圆框眼镜的校长。

　　从科学研究者到教育家，竺可桢的这次转变，被视为他人生路上的一次意外拐弯。然而浙江大学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位极富人格和学格魅力的校长，迅速成长为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幸，在她那刚起步不久的发展历史中，由此又增添了令国人自豪的重彩一笔。

　　多少年后，一位曾聆听过竺可桢讲学、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浙大学子，忆起老校长的音容笑貌，如是说道：“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如沐春风，如承甘霖，古人留下的美好词句，似乎也不能准确地描述出竺可桢给浙大学子带来的心灵震撼。

　　上任浙江大学，竺可桢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培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对待人才，竺可桢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就任伊始，他便声明，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在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这里聚集了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而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敬重有加。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国民政府“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国民党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对学生的爱护更是用行动来见证。尽管当时的竺可桢并不认同学生们的主张，但却坚决不允许反动军警染指浙大校园，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这些高压，他均报以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与良知来进行抗争。

　　1950年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世人评价，“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

　　西迁路上，流亡的浙大在“长征”

　　在浙江大学的校史上，有一段令所有学子，乃至中国人都无法忘怀的流亡岁月。一所大学，数千名师生，抱着抗战到底的信心和不给敌人留下一张纸片的执念，从东至西，穿越在中国的腹地，进行着一场悲壮的西迁。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带领这支“文军”长征的，就是竺可桢。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危急，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12月全部迁往浙江的建德。这就是浙江大学的第一次搬迁，第二次迁在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在广西宜山，第四次迁到贵州。整个西迁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家国飘摇的时代，当侵略者的铁蹄肆虐在中国大地时，从北方，从东南，从一个个沦陷区，走出了大批不当亡国奴的知识分子，他们手无寸铁，却怀抱着书籍和科学仪器；他们弱不禁风，却用脚板丈量着大半山河；他们时时面临敌人的狂轰乱炸，却把经过的田野、山坡当作大学的课堂，憧憬着抗战胜利后将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历史记录下了这些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历史也将永不忘记，当竺可桢带领师生们跋涉在荒山险滩时，这位校长少年求学时的母校——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也踏上了流亡南迁的迢迢征途，而在此前，冀东大地早已处于日伪统治之下，1934年11月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汉奸殷汝耕粉墨登场，一片焦土上，惟有唐山工程学院校园仍飘扬着中国国旗，被称为冀东大地上傲然挺立的一株苍松。

　　曾在一篇讲述中国抗战流亡大学的回忆录中看到，流亡大学中有两个“片纸不留”：一个是南开大学，因日寇的疯狂轰炸，校长张伯苓的数十年心血积攒起的教学器材与校舍，尽数毁于炮火之中；另一个是浙江大学，西迁时，凡是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车载船运，乃至师生们肩挑背扛，尽数带到了贵州遵义。文章中写道，为了不让培育出的优质农作物种子和家禽家畜良种落入日寇手中，浙大农学院的师生们挑着良种，赶着鸡鹅猪羊，历尽艰辛，与总部汇合时，他们衣衫破烂，几为乞丐模样。每念至此，都不禁潸然泪下。而在学子们的回忆中，流亡中母校还有另一番影像：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然而，也就是在这次流亡途中，竺可桢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爱妻张侠魂女士和幼子竺衡。忙于学校西迁的竺可桢无暇顾及妻儿，加之战争时期缺医少药，张侠魂与幼子终因患痢疾不治身亡。这位中国第一位乘飞机上天的杰出女性，既是竺可桢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贤达知己。半月之内，接连丧妻失子，竺可桢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但面对危难中的国家与学校，他惟有把最深的爱与悲埋进日记中，写进诗词里。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这首依南宋诗人陆游《沈园》诗原韵吟成的悼亡诗，表达了竺可桢对爱妻的一片深情。

　　幸运的是，身处最艰难时日的竺可桢，经好友、物理学教授丁绪贤的夫人陈淑介绍，结识了她的堂妹、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的胞妹陈汲。这位同样优秀的新女性，从此陪伴在竺可桢的身边，直至生命的终结。

　　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批毕业生举行了毕业典礼，竺可桢校长面对一张张为祖国未来充满忧虑的年轻面孔，发表了“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认识与努力”的演讲。他勉励学生要日日新，又日新，以天下为己任，使中华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他希望同学们“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遥远和困苦，凡是吾人份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得去做”。对那些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敌的学生，他以赵氏孤儿故事中义士程婴的胆量与勇气喻之，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和鼓励。竺校长在结束讲活时说：“现在救国的责任，已在诸君身上，希望大家能担当起来。”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有90%的大学受到日军的轰炸和摧毁，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但万千师生一路办学不止、教学不止、求学不止，文化的种子撒播到穷乡僻壤，产生出更多的力量。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浙江大学最终落脚的贵州小城湄潭，乡亲们至今仍传颂着因一所大学的到来而发生的改变。

　　湄潭没有电，从没见过日光灯等电器。浙大物理系搬来后，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4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竺可桢校长决定每年的6月6日“工程师节”这天，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费开放。他更明确告诉各个系：不要吝啬，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

　　那个叫“湄红”的新茶，就是浙大迁到湄潭后，协助当地研发的新茶品种；湄潭的精耕细作水平远近闻名，那是当年浙大农学院在湄潭设的农业推广部，培育出了7个水稻、小麦、杂交油菜良种和9个优良果树品种，推广了先进的耕作方式；而那个名叫“罗登义果”的贵州名果，就是以浙大农学院教授罗登义命名的：1942年起，罗教授对贵州170多种水果蔬菜进行研究，发现刺梨的维生素C含量尤其丰富；还有那个“浙大防洪堤”“浙大码头”，那是浙大土木系师生勘测设计完成的，从此后让当地少遭了多少水灾……

　　1945年浙大购地几十亩，修建了贵州省第一个拥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并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在湄潭乃至贵州都引起了轰动。

　　当年，遵义几条主要街道都有烟馆经营，3个铜板就可以吸一次大烟，当地烟民甚众。竺可桢甚为痛心，由浙大提供一笔经费援助，让当地人免费戒烟，每月还提供两元钱伙食费。

　　著名的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也随校一路西迁至湄潭。在这里，他充分利用当地的生物资源进行研究。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生物系师生捉昆虫的身影。当年和学生们一起捉昆虫的孩子们，现在已是耄耋老人了……

　　资料显示，1936年浙江大学有教授、副教授70人，文理、工、农3个学院共16个系，1946年回迁杭州时，已有教授、副教授201人，学生2171人，7个学院共28个系。在湄潭生活过的师生中，后来出了50多位院士。

　　1945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返回英国后，李约瑟演讲称颂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可与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相媲美，“我可以毫不吝啬地说，这里是东方的剑桥”。

　　后人评价，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播种机，在大西南半壁江山播下了科学文化的种子；浙大这支“文军”的长征是宣传队，传播了现代科学知识，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

　　万水千山踏遍，只为深爱的祖国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载途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

　　还记得这段课文吗？透过朴实温馨的文字，竺可桢把物候学这门科学讲得娓娓动听。多少年来，这篇题为《大自然的语言》的课文，在一届届初中学生心中留下了关于“物候学”，关于科学的多么美好的的印象。

　　中国是农耕国度，可上溯到六七千年前的农耕文明史，培育了中国人对土地无以复加的深厚情感。竺可桢因乡下老农一句“人种天收”的哀叹，而立志选择了农学和与农业有着密切关联的气象、地理学等学科，为改变祖国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毕生从事着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是在浙江大学任校长期间，他也没有放下自己的专业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竺可桢就为我国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的奠基，艰难地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了大批气象学人材，并积极与世界各国的气象学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在他不懈的努力下，从1929年至1941年，全国共自建起了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有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之后建成的，不但为我国现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更为中国在国际气象领域争得了一席之地。

　　在竺可桢的科学生涯中，祖国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1930年，法国人主办的上海徐家汇电台为谋取商业利益，肆意诋毁和干扰我国气象研究所的天气预报工作。为收回气象主权，时任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通过中央研究院和交通部，取缔和夺回了法国人主办的徐家汇台广播权，坚决收回气象主权。1937年1月18日，竺可桢率团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远东国际气象会议，中国代表受到严重歧视，竟被排在末席，他立即愤而退席，抵制不公平待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竺可桢拒绝了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的邀请，他在上海的家中迎来了解放。作为政协代表，竺可桢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共同纲领时，他提议专列一条“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得到通过。他十分高兴自己的宿愿写进了国家根本大法，有了实现的可能。此后，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主任和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成为我国第一批中科院院士，他主导了大量填补我国学术空白的科学研究，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竺可桢的主持下，气象所扩建为地球物理所，大力开展地震观测研究，编制《中国地震目录》，以后又开展空间物理、卫星探测研究。

　　重建地理所，领导开展自然区划研究，促进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与综合研究发展，以后分建测量及地球物理所。

　　经过海洋生物室阶段建立青岛海洋所，大力发展海洋科学。

　　建立北京天文馆，开展天文知识普及工作。

　　领导和参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调查，建立水土保持研究所。

　　领导和参加华南热带生物资源(含橡胶宜林地)调查，建立华南植物所。

　　原地质调查所土壤室扩建为科学院土壤所，后承担华北平原与长江中游土壤调查任务，建立土壤队。

　　开展并参与新疆综合考察，成立新疆地理所和新疆生物土壤所，现合并为新疆生态

　　建立治沙队，开展并参与沙漠考察，建立沙坡头实验站和沙漠研究机构。

　　开展冰川考察，成立冰川冻土研究机构，以后与沙漠机构合并成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

　　为开展湖泊研究，成立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支持建立广州地理所、长春地理所和地理所西南分所，后者为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所前身。

　　一贯倡导和支持青藏综合考察，青藏研究一直被列为国家重大研究项目，延续至今。

　　通过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成立多个综合考察队，为摸清我国自然资源状况、发展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

　　主持编辑高水平的国家大地图集，促进地图科学的发展与提高。

　　直接领导建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所)。

　　在196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领衔提出在全国各地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

　　……

　　每一项工作，从规划、选人、重大设备采购、野外工作到成果总结，竺可桢都亲力亲为，无一不倾注了很大心血，作出重要的实际贡献，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年他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如《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都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我国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至今仍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论文，毛泽东主席读后非常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竺可桢等老一辈早期科技工作领导者的无私奉献，彰显的是一片忠心为国家的高尚情怀。1962年6月，已经72岁高龄的竺可桢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夙愿终于得偿。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万元存款，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作为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造者，竺可桢在这一领域可谓是呕心沥血，每一项成就的取得都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组织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竺可桢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早在1934年，他就推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解放后更是大规模地开展这项工作。而他本人，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他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出版，这部凝结了他大半生物候观察与研究心血的专著，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丰富精准的内容，普及了物候学知识，对农业生产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重要的指导意义。几十年来，这部专著一版再版，深受国内外学者与读者的欢迎。

　　竺可桢留给世人的，是无比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这其中就包括有堪称科学研究精神典范的《竺可桢日记》。1917年起，竺可桢开始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战乱，只保存下1936年至1974年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页页蝇头小楷，一丝不苟，从未间断，直到1974年2月6日，逝世前一天，竺可桢仍然用颤抖的手记录下了当天观察到的物候情况，体现了一位真正的科学研究者生命不止，探索不息的伟大精神。

　　虽然这位可敬的科学大家，在他悠长的求学和科研人生中，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在唐山路矿学堂度过，但他留给唐山和一代代唐山人的影响，是不能用时间的长度来衡量的。

　　在寻访这位老交大之星的过程中，记者从我市老一代气象工作者颜木荣口中，听到了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感人肺腑的小故事：

　　1967年初夏的一天，在唐山市气象台工作的颜木荣像往常一样，准点上班，查看和记录气象数据。然而很快，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让他这个平常的工作日不再平常。写信人是竺可桢。

　　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气象学家，堪称我国气象学、物候学奠基人的大科学家，给一个基层普通气象工作者写亲笔信，47年后，当已经八旬高龄的颜木荣老人回忆起手执来信的那一幕，依然激动不已。尽管，那封信已因各种原因而找不到了，但老人清晰地记得信中的内容，在他看来，字里行间，都饱含了一位科学前辈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嘱托。当年，颜木荣受竺可桢物候学影响，迫切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相关理论知识，想到自己的大学导师谢光道教授与竺可桢同是赴美留学生，十分相熟，他便托导师向竺老求教。本来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没想到却收到了竺老的亲笔回信。在信中，竺可桢不但详细解答了他的一些疑问，还推荐给他一些关于物候学的论文资料，同时又谆谆教导他，希望他在基层气象岗位上，刻苦钻研，利用自己的所学，多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气象保证。

　　这封信从此成为颜木荣的工作准则，激励他在基层气象事业上奉献着自己的人生。时至今日，颜木荣还笔耕不辍，为唐山的报刊撰写科普稿件，发挥自己的一份余热。

　　听着这个小故事，眼前展现出来的，是那个在天地间追风测云，只为还农民一个不再“人种天收”的心愿的瘦削少年，那个冒着日寇炮火，带领师生千里流亡、顽强办学的“浙大保姆”，那个在祖国无数空白科学领域殚精竭虑、不懈开拓的科学大家。而所有这些形象，最终都融会为一种精神，那是一张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与严谨的科学态度的中国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写照。

　　(本文部分史料由绍兴市气象局、竺可桢纪念馆、绍兴市上虞区文管所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