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交大之星杨杏佛：花开花落两由之

　　专稿(本报记者施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这首情文并茂的七绝《悼杨铨》，是一代文豪鲁迅先生1933年6月20日下午冒着滂沱大雨、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送葬归来后，无法遏制自己的悲愤心情而一挥而就的，可谓是字字血、声声泪，深切表达了对失去杨铨这样亲密战友的痛心和惋惜。

　　杨铨，字宏甫，号杏佛，人们更习惯称之为杨杏佛。

　　1933年6月18日，时针指向早上8时30分。上海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内，杨杏佛的座驾驶出院门。早已埋伏在路边的四个人突然蹿出，向车内连开数枪。司机先中弹，后被送往红十字会医院医治。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脚部也有微伤。杨杏佛则身中五枪，一枪从左耳穿头，一枪击中胸部，另三枪打在四肢，当场身亡。这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杨杏佛遇刺案。

　　杏佛惨遭暗杀，震惊中外，舆论大哗。各界人士纷纷要求缉拿凶手，并掀起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亲往主持。宋庆龄到殡仪馆吊唁，当即声明指出这是一起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暗杀。鲁迅先生送殓回家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奋笔疾书《悼杨铨》诗篇。中央研究院为了纪念杨杏佛，设立了“杨铨社会科学纪念奖金”。1937年7月1日杨杏佛灵柩安葬上海永安公墓。

　　“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与力量应用在创造与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应《东方杂志》“于一九三三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活动之邀，杨杏佛公开表达了他的新年梦想。杨杏佛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干事，刚刚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出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现实中，回应他那温软梦想的却是坚硬冰冷的子弹。

　　2013年，适逢杨杏佛遇刺80周年，恰逢宋庆龄诞辰120周年。是年年底，上海宋庆龄陵园举办了《片鸿遥传、尺鲤寄语——宋庆龄致杨杏佛黎照寰书信特展》，将半个世纪前两人的交往呈现在世人面前。按军统头目沈醉的说法，杀害杨杏佛的幕后主使是蒋介石，其目的是对宋庆龄及民权保障工作“杀鸡儆猴”。而当专制者不惮使用最残酷的手段，反馈给他的最终也是革命的暴力。

　　寻求救国之路构筑科学梦想

　　杨杏佛祖籍江西玉山，1893年生于江西清江。他自幼聪颖、豪爽，幽默善辩，精悍溢于眉宇。少时居其父任职的扬州、杭州等地，6岁在扬州入私塾，1907年入上海中国公学，1908年转入中国新公学，深受革命党人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好发不满议论，盼望民族复兴。在《送铁崖归蜀次亚子(即柳亚子)韵》诗中有“一朝狮梦醒，身与国魂还”之句，表达了其忧国忧民的心情。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8月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

　　辛亥革命以前，杨杏佛已经接受进步思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入学刚刚两个多月的他毅然离开唐山路矿学堂，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赶往武昌，亲历辛亥革命，后来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任总统府秘书处的收发组长。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前后，杨杏佛对时局感到惘然，生性耿直的他放弃优厚的待遇，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与任鸿隽等人呈请孙中山批准，被派往美国留学。

　　1912年12月初，杨杏佛与任鸿隽等抵达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选读机械专业，接着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美国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形成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杨杏佛和他的同伴。他希望汲取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为祖国效力。1914年6月，他与任鸿隽等人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在这一时期，杨杏佛常与胡适、梅光迪、任鸿隽等聚会，“痛论时事”，讨论文学。

　　杨杏佛在宣传科学精神的同时，还注重将科学与实业、科学与救国联系起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他意识到了榜样的力量，非常重视科学家传记的写作，写过《牛顿传》《詹天佑传》等。在《詹天佑传》末尾，杨杏佛感叹道：“综氏(指詹天佑)一生，未尝离工程事业。其为官，不过邮传部候补丞参，民国不过交通部技监，无赫赫之位，炙手之势，及其逝也，举国识与不识咸兴人亡国瘁之悲。呜呼！其感人抑何深耶！夫以氏之学识经验，使充其能，所成就者又岂仅京张数百里之路已哉。乃频年干戈，政争不已，卒至赍志以殁，不能如史第芬森、瓦特辈目睹所业跻国富强，此岂个人之不幸哉，吾为中国惜也。”杨杏佛一直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他还与胡明复、赵元任、任鸿隽等留美同学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满怀热情地传播着科学的火种。

　　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杨杏佛迅速回国，先后担任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他与陈去病等人在东南大学从事革命活动的举动受到东大校长郭秉文的敌视，工科被取消，但杨杏佛科学救国的梦想却未因此而终止。

　　接受民主思想投身革命斗争

　　杨杏佛归国6年以来，目击反动学阀谄事军阀、官僚之卑污，决意抛弃苟全乱世的教书生涯，恢复革命生活，因而于1924年10月离开东南大学，赴广州任孙中山的秘书。在陪伴孙先生走过生命最后时光中，他受孙中山精神所鼓舞，深得民主思想之精髓，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斗争中，站到了救国的最前线。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杏佛与共产党人恽代英、张闻天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以救济因参加爱国运动而被捕的革命者、遇难的同胞及其家属。随着反帝怒潮迅速席卷全国，杨杏佛认为人民奋起，“未始非中国民族之一线生机也”。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他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国人的暮鼓、晨钟、明灯、木铎，用最快的速度创办发行《民族日报》。号召人民对英、日实行永远的经济绝交，以达到在最短的时期内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最后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目的，因此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仇视。至6月24日，《民族日报》被迫停刊。在停刊《告别辞》中，他引用了孙中山的话与国人共勉：“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在此期间，他还应邀到机关、团体和学校演讲。他主张全民团结反帝，赞成国共合作，尤其忠实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力求其贯彻执行，深得国民党左派的信任。

　　五卅惨案发生后，英政府以中国人民受“赤化”为理由，扬言要派10万大军、以每日150万军费来征服中国。与此同时，又派韦林敦爵士于1926年3月中旬来中国，言欲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举办中国的文化事业，以增进中英友谊，并成立退还庚款委员会。该会委员共有12人，而中国只有3人，且属顾问性质。杨杏佛对英帝国主义肆意侵略中国，却又借中英亲善来愚弄中国人的狼子野心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他奋笔疾书，发表文章和书信，确切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力争英庚款主权的呼声。

　　1926年8月27日，中国科学社第十一次年会在广州召开。会长任鸿隽因事未能出席，杨杏佛挑起组织会议的重担。他特别向大会提出：革命家要科学化，科学家要革命化。会后，杨杏佛接受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交给他的以上海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为据点设立秘密电台的特殊任务，逐日将情报电告北伐军前方指挥部。广州方面根据他提供的情报，进行了正确的决策。

　　1926年底和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对前两次起义，杨杏佛都表示赞同。他被共产党人视为国民党中比较坚定的左派人物，被寄予无限信任。3月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正式产生，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杨杏佛为执行委员之一。3月22日，起义取得成功。上海市临时市政府成立时期，是杨杏佛精神上最兴奋、最愉快的时期。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随即召开一系列秘密会议，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蒋的压力下，市政府委员中有6人声明辞职，杨杏佛是其中之一。政变发生时，杨杏佛险些被杀害。他对国民党的分裂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现在的江山只打下了一半，内部就这样分裂，前途甚不乐观”，“这样下去，会把革命搞垮。”他继续与中共上海党组织派来的余泽鸿保持联系。

　　提倡改造中国与共产党为友

　　杨杏佛担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处主任干事后，工作特别忙。但他始终不忘改造中国，心中始终装着中国的青年，只要他们邀请他去演讲，他都欣然答应。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我们只承认赤裸裸的平民是朋友，是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平民革命，是要平民来革命的。最后，他指出：平民革命，打倒绅阀，是改造中国政治的第一步。同时，他知道，改造中国社会，还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他在演讲中提出，知识分子要做开天辟地的工程师，做与闻政治的工程师，做“人”的工程师，担负改造中国的重担。

　　当蒋介石采取阴谋手段，架空杨杏佛的权力，使他无活动地盘时，他为了忠于孙中山所创建的国民党，仍“一切出以大公”，努力工作着。他通过写诗著文，向人们揭示：现在革命的前途仍然很黑暗，中国民众仍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表示决不后退，决不与畏缩的行尸作伴，情愿与被创的战士在血泊中僵睡。9月3日，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在上海总商会召开。杨杏佛阐述了科学社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希望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合起来，共谋中国的改造，以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蔡元培为实现他的教育独立理想，曾计划将法国的教育制度搬来，在中国推行“大学院”制。1927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正式就任大学院院长。杨杏佛就任该院教育行政处主任，不久，改为副院长。在蔡元培和杨杏佛的主持下，大学院作了一些改革和有益社会的工作。1928年10月，蔡元培因受到非难和李石曾争权，愤然辞职，并表示大学院事托杨杏佛代行。

　　蔡元培辞去大学院的本兼各职后，即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中央研究院的创建工作。1928年11月9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院长以下，设立行政、研究、评议三大部分。行政部分为总办事处，由总干事负责全部行政工作。蔡元培聘任的第一任总干事就是杨杏佛。在蔡元培、杨杏佛主持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中央研究院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仅有的几个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单位。由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政策，由于杨杏佛对进步人士和进步事业的支持，中央研究院方便了共产党人在困难条件下开展地下工作。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共产党的经济学家。

　　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围剿”前，命令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于1931年6月随他赴江西实地调查“赤祸”，要求公开发表文章，以加强反共宣传。杨杏佛表面服从，但决不做御用学者，出发前就与邓演达等商定，准备背后做点小动作。这就决定了他不能不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虽然考察报告有的题目和行文语气以国民党政府知名学者的口吻出现，但中国共产党的现状与红军的真实情况也得到了如实的反映。这样巧妙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客观地向外透露“苏区”情况的奇文，不能不引起蒋介石与其爪牙们的震怒。“报告”中文合订本刚刚印好，尚未全部分发，就被反动当局收缴销毁。反动派欲加害杨杏佛的伏线从此埋下。

　　参与秘密活动争取民主自由

　　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后，着手建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为了酝酿组织新党，邓演达进行了紧张的秘密活动。

　　由于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所进行的事业，乃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其任务是实现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革命”，与杨杏佛开展“农工运动”进行“平民革命”的思想完全一致，因此，一开始杨杏佛就秘密参与“第三党”的主要活动。

　　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成立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又决定将全国分成中央直属、南方、北方三大区，中央直属区由郑太朴、杨杏佛、谢树英负责。由于全体成员的努力，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有如异军突起。

　　1931年5至6月，由于杨杏佛的参与，邓演达与陈铭枢经过密函往来，议定由陈铭枢赴江西重领第十九路军，并接受“剿赤”右翼集团总司令职务。然后停止“剿共”。再将部队集中吉安，经泰和、赣州，开回广东，与广东部队联合树立起“停止内战和反蒋”旗帜。

　　6月至7月，杨杏佛奉命随蒋介石赴江西调查苏区情况。事前，杨与邓演达等商定，拟利用这次赴赣机会，肩负起策应十九路军共同建立第三势力政权的任务。后经徐铭鸿、杨杏佛等的先后联系，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与邓演达建立了关系，并约定了“通讯”暗语，为在中国建立第三势力政权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被捕。经第三党同志多方营救无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宋庆龄得知邓演达遇害的噩耗，义愤填膺，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由杨杏佛译成中文，于12月19日发出通电，并在《申报》上发表，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杨杏佛反蒋的意志也更加坚定。

　　一心救国救民积极支持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因奔母丧从德国回到上海的宋庆龄，决心留在祖国，为抗日救国，为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拯救千千万万被投入监牢而备受酷刑煎熬的“政治犯”斗争。杨杏佛当即表示可多担任实际工作。他认为，无论开展抗日宣传还是争取人民民主或救援政治犯，都要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既要争取像史沫特莱、伊罗生等外国进步记者的帮助，也要得到史量才等国内新闻界主要人物的大力支持。这些，都得到了宋庆龄的首肯。

　　为了争取史量才参加救国救民工作，宋庆龄与杨杏佛多次约史量才晤谈，开始在政治上合作，并积极开展工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发生，杨杏佛奋起声援，与宋庆龄、何香凝在上海创办“国民伤兵医院”。为了寻找院址，杨杏佛到处奔波。他先请史量才独捐5万元为开办费，约集留美在沪医师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来参加服务，并请宋庆龄亲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他自己则常与何香凝到医院慰问受伤战士和医护人员，有力地支持了十九路军的对日作战。

　　杨杏佛考虑到中央研究院有各种科学技术人员，为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他为首组织了“技术合作委员会”，倡议本院技术与行政人员均参加服务，先后为十九路军设计制作了防毒面具、通讯器材和交通用具等，对十九路军的抗战起了鼓舞作用。

　　为了使淞沪抗战顺利进行，杨杏佛还多次与宋庆龄、史量才、陶行知等商量，动员上海各界人民开展捐献和支前运动。同时，他们也研究如何稳定市场，救济难民，特别是怎样救济因抗战而失业的工人。

　　参与组织同盟解救爱国人士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并设分会于各重要城市。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执行委员会。12月30日，杨杏佛与蔡元培代表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在召开“同盟”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全国委员会之前，“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代行同盟最高执行机关职权。同时宣布杨杏佛为临时执委会总干事。

　　1931年6月，共产国际驻守中国的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因帮助中国工人组织工会，在上海被英国巡捕逮捕。7月11日，宋庆龄、杨杏佛、斯诺以及其他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营救牛兰夫妇委员会。经与国民党司法当局交涉，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具保让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并帮助照顾他们的孩子。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杏佛等继续为营救牛兰夫妇不懈努力。

　　1932年12月，北平特务机关奉南京指令，以共产党嫌疑犯名义先后逮捕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马哲民、侯外庐和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同时被捕的还有北大、师大和北平农学院的师生数十人。消息传开，轰动全国。12月17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的当天，宋庆龄与杨杏佛、蔡元培就以同盟的名义予以谴责，希望释放。杨杏佛亲赴北平，会同许德珩夫人劳君展去监狱看望，将许解救出狱。随后，宋庆龄、蔡元培又以民权保障同盟正、副主席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释放马哲民、侯外庐，还就小学生和中学生被投入黑牢一事质问国民党中央。

　　1933年1月21日，江苏省主席顾祝同非法将镇江《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枪决，并查封该报。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发表宋庆龄与杨杏佛、史量才商定的宣言，指斥顾祝同的暴行，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速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负责人免职等。随后，“同盟”还派员到镇江，对刘案进行调查。

　　1933年3月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合工人、学生、作家、知识分子和商人的30多个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杨杏佛在会上论述了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不可分离。事后，他又亲自为国民御侮自救会购买枪支。

　　1933年3月，红军领导人陈赓和罗登贤、廖承志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消息传开，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营救活动。经民权保障同盟和何香凝的积极营救，廖承志被保释出狱。蒋介石对陈赓的态度有所转变，不久，陈赓经地下党营救逃离南京。罗登贤未能出狱，被反动派杀害。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在德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下，建立起法西斯专政，疯狂地迫害德国进步力量和犹太籍人民。为了抗议德国的法西斯专政，宋庆龄与杨杏佛、蔡元培、鲁迅、史沫特莱等亲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的种种暴行。他们的行动不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蒋介石推行法西斯化形成直接打击。

　　1933年5月，共产党员、女作家丁玲和共产党员、哲学家潘梓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杨杏佛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媒体将真相公之于众，并和蔡元培领衔联合文艺界人士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反动派未敢杀害丁、潘。后来，经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丁玲逃出南京。1937年，潘梓年也获得释放。

　　1933年1月2日，日本进攻榆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1月20日，杨杏佛为代表同盟专程赴北平慰问对日作战的伤兵，并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1月31日，杨杏佛到“陆军监狱”和军分会军法处的看守所探视政治犯，将爱国青年刘尊棋解救出狱。

　　不惧威胁恐吓惨遭特务暗杀

　　杨杏佛自秘密加入第三党进行反蒋活动后，就开始与共产党战斗在一起。当他成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中坚，公开营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特别是同盟在社会舆论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时，蒋介石感到此人“麻烦透了”，发出“宰了他算了”的指令。此后，由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亲自指挥，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具体执行。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杨杏佛是有思想准备的。牺牲前两天，他特意去探望宋庆龄，给宋庆龄看了接到的恐吓信，并转述了关于杀害他的一些口头警告，然后又关切地对宋庆龄说，在他收到的恐吓信中，有几封将宋庆龄的名字也列入狙击的名单中，希望务必小心。而他却将安危置之度外，照样为盟务四处奔忙。

　　6月18日，当杨杏佛乘坐的汽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由赵理君布置的特务过得诚等4人立即冲出，向杨杏佛乘坐的汽车射击。杨杏佛中弹，被送抵医院时气绝身亡，年仅40岁。

　　1983年，在杨杏佛先生殉难50周年之际，上海各界特在市政协召开纪念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对杏佛先生的家属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杨杏佛一生热爱祖国，坚信科学与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追求真理，艰苦奋斗，不畏强暴，坚决斗争，确是我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陈国栋号召人们努力学习杨杏佛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崇高品质。

　　1987年，上海人民为杨杏佛重建了陵墓，并举行了新墓落成仪式。当年在父亲杨杏佛呵护之下躲过一劫的杨小佛虽已是72岁的老人，但为霞尚满天，杨小佛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等职务，并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多年来，他围绕上海的稳定和发展参政议政，每一条建议都以“直通车”的方式，送到了市领导乃至中央领导的案头。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一首慷慨激昂的诗篇，一位不畏生死的斗士，一段令人感喟的历史。

　　时光飞逝，花落花开。当年斗士喋血的上海亚尔培路，凄厉的枪声早已消散，竞相长出一片片林立的高楼和多彩的霓虹。但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墨写的诗句，早已嵌入了一个民族记忆的深处。每每读起这荡气回肠的诗句，人们就会自然想起当年那位不屈不挠、直面生死的勇士，那位曾在唐山求学继而急遽转身从政的才子，那位在生命危难时刻毅然用身躯护卫15岁儿子的父亲……

　　上世纪30年代民权保障同盟成员聚会，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佩华、林语堂、胡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