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交大之星 李特：西风烈烈绕战旗

唐山学院：根在交大寸草春晖

　　　专稿(本报记者刘笛梁竞艳)无论在唐山交大校史上，还是在中共党史的著述中，李特和他的名字一样，无可置疑地堪称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

　　而关于他的文字记述，可谓寥若星辰。在1996年12月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人物分册》和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刊登的李特辞条中，客观而简单地介绍了李特的一生，最后一段文字是：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西路军参谋长。参与部队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到新疆。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被错杀。

　　在本文的采写过程中，我们始终怀着一种抱愧先贤的复杂之情，多方找寻，多方联系，试图找到一张关于他本人的照片。然而，寻遍各种资料，遍访多位人士，他留给人们最清晰的影像也只是一张手绘的半身肖像。

　　据知情人讲，那是在李特昭雪之后，人们找到当年为他牵马的红军战士，按照战士的描述还原而成的。

　　只言片语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日渐模糊的形象背后，凸显着一位横刀立马、义无反顾的热血男儿的铮铮铁骨。

　　在几十天的采写过程中，一位尘封几十年的红军将领的形象，一位在唐山交大校园曾经求学苦读3年的校友，在我们的笔下、在我们的心中渐渐清晰高大起来：

　　我们渐渐知道，求学期间，他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积极投入到声援唐山路矿大罢工的运动之中；

　　我们渐渐知道，红军时期，他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渐渐知道，西征途中，他曾是西路军的参谋长，率部以血肉之躯与数倍于己之敌进行殊死较量，血溅茫茫沙场。

　　这，就是李特，对大多数唐山人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无论对于历史，对于唐山，还是对于唐山交通大学来说，他是一位最不能被遗忘，也不应该被遗忘的校友。

　　声援罢工的英勇斗士

　　整夜大风吹散了连日的雾霾，天空露出湛蓝的颜色，阳光温柔地散落在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门口的巨大石碑上，沉稳肃穆中，黑色碑身上金色的文字熠熠生辉，依旧在静静诉说着开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雨沧桑。“一九二二，开滦党组织诞生。大义终得归大道，微火渐成烈焰雄。五矿同盟大罢工，撼天裂石……”这段文字讲述的正是爆发在92年前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

　　上世纪20年代，开滦的矿工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天工作16个小时，工伤事故频繁发生，而资本家却只关心危险发生时损失了多少骡马。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22年10月23日，开滦煤矿工人四万六千人，因生活困苦要求增加工资未成，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开滦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以崭新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树立了自觉革命的第一个里程碑。

　　“五四”运动以后，唐山交通大学的风气由沉静而变为活跃，涌现出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学生，撼天裂石的运动风暴，也同时点燃了爱国学生们心中的熊熊火焰，李特就是其中一员。

　　与开滦矿场近在咫尺的唐山交通大学，当年11月12日晚上，由各班班长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大会决定，“次日全体同学结队上街游行，进行演讲募捐，并成立赈工会”。

　　当时为唐山交大学生赈工会总干事的李鸿斌清楚地记得，那是1922年的11月13日，“全体同学请假停课一天，整队上街游行，按预先安排分组讲演，分组募捐。同学们讲演时大声疾呼，陈词激昂，听众甚多，许多人深受感动。募捐向商号店铺劝助，认捐虽然数目不大，但无一人表示拒绝。事毕整队而归，秩序井然，捐款悉数交与矿工。为了进一步支援开滦罢工，我们成立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之后，发表了支援开滦工人罢工的公告，印发了传单。”

　　“我不为矿工申冤，谁为矿工申冤？我不为矿工后援，谁为矿工后援？”传单上的一字一句都喊出了进步学生的心声，这一切，也在无声地证明着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上了真正觉悟之路。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1921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预科班。在同学的眼中，他个子不高，圆脸，平时沉默寡言，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原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回忆，一次学校组织去泰山春游，他看见一个矮个子同学只是在车厢里看书睡觉，对春游不感兴趣，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预科班一年级的学生李特。

　　当开滦五矿罢工爆发之时，李特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声援活动之中，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因为斗争中出色的表现，李特依依惜别培育了他三年的母校——唐山交大，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从此踏上新的征程。“李特”这个名字是因为身材瘦小的他在苏联留学期间，被大家用英语戏称为“LITTLE”，此后，他就以英语译音改名。

　　1924年秋，李特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这是一所苏联为其东部地区和东方国家培养民族干部和革命干部而设立的大学。除了李特之外，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也先后到此学习。第二年的秋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以当翻译的名义到乌克兰去做冯玉祥的学兵工作，11月11日，不负重托，李特在学兵中成立了党支部并当选为支部书记，为党的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现时中国革命运动一日千里的向前发展，吾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日趋紧要……惟望莫地诸同志能站在党的利益上，革命的观点，匡我们以不逮，指导我们以方针，俾工作顺利进行，以收良好的效果，是吾党之本，亦中国革命之福也，是所切盼！”这是李特等人以旅冀支部的名义，向莫斯科支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的书信中的最后一段，充满深情的话语，道出殷切的期盼。

　　1927年，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军事。在这所培养高级军政指挥人员的学校里，他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1930年，李特辗转回到祖国，在旅行箱的箱底，有一本他冒着生命危险带回来的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在上海，按照组织的安排，他去白克路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接上党的关系。在浙江路，见到了和他们接洽的周恩来。周恩来在这里传达了中央的计划——希望李特、刘伯承和傅钟合作编写《红军步兵操典》。

　　风云变幻，局势恶化，编写操典的计划未能实现，来不及与家人见面，李特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天山脚下埋忠骨

　　如今的大别山，因其旖旎动人的自然风光而成为旅游胜地，无数游人在这里流连忘返；过去的大别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革命老区，无数热血男儿从这里走上与敌人抗争到底的革命之路。

　　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使得上海的革命局势发生了剧变，上海的中共人员需要转移到苏区，李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大别山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所创建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在鄂豫皖苏区时，李特历任英(山)六(安)霍(山)罗(田)商(城)中共特委委员、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彭(湃)杨(殷)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随营学校、红军学校教育长等职。

　　为打破敌人的“围剿”，李特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参与了一系列的战役，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尤其是写入中国军事教科书中的“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活捉敌人的总指挥，歼敌三万多人，组建红七十四师、七十五师，成功粉碎第三次“围剿”。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10月，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走新野，过邓县，越秦岭，下汉中，西行转战三千多里，12月，进入开创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据地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毛主席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重大意义这样评价道，“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

　　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了保存实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无人区，1934年至1936年，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首人类历史上慷慨悲壮的英雄史诗。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让李特在党史上备受指责的是1935年9月他奉命去追赶率领红三军团、红军大学单独北上的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也许就是这一次的阻拦行动，为李特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1936年10月，李特随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共两万多人渡过黄河，北进一条山地带，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同年11月，中央和军委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并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李特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西路军参谋长。

　　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红军的血肉曾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融合在一起，如今，眼前的黄沙、绿洲、白云、蓝天，雄浑壮阔，是谁赋予它这不同一般的非凡气概？它是否还记得，那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红军的悲壮西征？在那个北风呼啸、呵气成冰的冬日里，西路军与数倍于己、凶狠残暴的军阀马步芳的马家军相遇，惨烈的战斗就此拉开序幕。

　　“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敌人每日每夜潮水般地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地冲击，红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木棍、石头同敌人搏斗。武器没有了，就用牙齿咬，用手撕。一次次地肉搏血战，一次次地突出重围……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李先念、王树声、张荣(占云)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在冯亚光所著《西路军》一书中，原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那段往事时，感慨万分，“当时的情景真是凄惨极了，山坡上一片片地躺着我们的烈士，山头上伤员在呻吟，经过九死一生而剩下的1000多名指战员，穿着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衣衫，在呼啸的寒风中，抱着枪，背靠着背，争取几分钟的时间睡上一觉，而山下就是云集的几万敌人。”得不到支援的部队，毁掉带不走的物品，忍住泪水，星夜兼程。

　　石窝会议，也成为李特和许多战友们见的最后一面，他们就此天各一方，生死不明。半个多世纪后，86岁高龄的魏传统将军挥毫写下怀念李特的诗句：“西征费苦研，转战甘北间。石窝一分手，长忆祁连山。”

　　随后，安西之战的失败，使九死一生的西路军余部，再次受到重创。

　　“西路军弹药将尽，卫生材料早早用完，彩病号无处安插及粮水之困难，马敌已派重兵封锁要道，转移困难……我们相信胜利前途，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精疲力竭，仍英勇奋战，食不果腹，仍毫不畏惧。黄沙漫天，荒凉的戈壁滩粮水皆无，红军指战员不得不饮人尿、喝马血，艰难行军47天，仅剩几百名将士的西路军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由党代表陈云、滕代远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到达迪化后，随即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1937年11月，李先念奉命调回延安。

　　1938年初，留在新疆迪化的李特被错杀。

　　迟到半个世纪的烈士通知书

　　时光流转，斯人已逝。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途经安徽省霍邱县之时，一位白发苍苍的母亲，不顾身体的疲惫，跋山涉水，只为见儿子李特一面。她双手举着寻子归来的布条，在部队经过的地方苦苦等候。三天三夜，部队走完了，她也没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她做梦也不会想到，理应正值壮年有一番作为的儿子早已魂断天山了。思儿成疾的她，最终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人世。

　　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性情温和，吃苦耐劳，是李特昔日的战友们给予他的评价。原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说：“李特资格很老，在苏联留学。李特人很好，和人相处不错。他心很细，考虑问题比较周到，作战命令、训练指示，大都由他起草。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深吉中将感慨不已：“当年在彭杨学校，我文化不高，经常向李特问生字，他从不嫌麻烦，很耐心地教我，还教会我查字典，他是我半个老师。”

　　李特离开人世已半个多世纪。一直以来，与他一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对李特怀着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深深的怀念：

　　——李先念说：“李特、黄超是反革命吗？不是！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师哲说：“根据我过去对李特的了解，他是政治上有一定的修养，遵守党的组织原则的。据说把他处死了，一些人说了李特许多坏话，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说李特不好。”

　　——程世才中将说：“李特政治上没有问题，人很好，理论水平很高，革命很坚决，能吃苦耐劳。至于1935年9月，李特奉命去追赶党中央、带领一部分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说中央北上时机会主义，一些人说李特是反中央，这不能和张国焘一概而论。所以，徐帅、先念主席对李特的问题很关心，指示要把李特的情况查清楚。”

　　——杜义德中将说：“李特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拥护的，是非常忠诚于党的人。在西路军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带领几百人到新疆，就说明了这一点。李特早就应该平反了。”

　　——徐深吉中将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呐，以后就不见了，一打听，听说被杀害了。把他们说成是托派，那只是借口。不管怎么说，李特和黄超不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理论水平比较高，平易近人，有学问。”

　　——原中顾委委员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工作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我们离开新疆以后，把李特、黄超留下来了，后来听说把他们当反革命处理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谈过，当时把李特当成反革命是冤枉的，应该平反，因为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同志。”

　　关于李特的情况，记者能找到的资料大部分来自于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李特的同乡，安徽省霍邱县的刘士洪。

　　二十多年前，刘士洪受县政协的委托开始调访李特的历史资料。至今老人仍旧清晰地记得那是1988年4月12日，从那时起，他就和这位故去同乡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调访期间，经费不够，他拿出自己不多的离休金，面包加白水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不顾身体的病痛与劳累，他先后北上北京、西安，南下武汉，远赴新疆，走访了27个军政机关，21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查阅档案无数，获得资料36份，口述实录43份。老人的辛苦与汗水没有白费，正是这些难得的一手资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特，也为李特日后的平反昭雪起到了关键作用。

　　岁月匆匆流过，记忆渐渐沉淀，亲历者的讲述让这些记忆重新鲜活起来。正因为有着像刘士洪老人一样执着的寻访者，才使得那些珍贵的瞬间、感人的细节不至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拨开云雾后的真相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

　　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为李特平反，这是一张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的烈士通知书。

　　通知在“烈士事迹”栏中写道：“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简单不加修饰的文字，成为这位红军将领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最好写照，沉睡半个多世纪的李特的英勇事迹，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荒烟蔓草，遮住了岁月留下的斑驳印迹，却遮不住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曾经断壁残垣、破败不堪的徐家老楼东院，李特出生的地方，如今已修葺一新。2000年，洪学智上将亲自为其题名“李特故居”。(本文图片、资料由安徽省霍邱县党史研究室及刘士洪提供)

刘士洪采访原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陈宜贵少将(右)

《霍邱文史资料李特资料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