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生动口述拼出百年交大土木史

　　专稿(本报赴西南交大采访组)这是一份让人感动得落泪的礼物——红蓝两册书脊线装叠放在一起拼出王柢教授的名字，俯拾皆是的“百”字喻示着教授的年龄，细微之处体现着编辑的用心用情。

　　2010年5月，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学院王柢教授百岁寿诞前夕，学院把这两册装帧精美的线装书《王柢百岁华诞纪念诗选》《纪念文集》作为珍贵的寿礼送到他手上。这两册书，展现的是王老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心灵历程。

　　书的主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西南交大土木学院资料室的艾莉老师。

　　交大土木学院资料室纤尘不染，严谨的学术书籍与丰富的人文书籍科学地分门别类，窗台上的绿植生机勃勃，不时地莘莘学子前来查阅资料。在这里，我们采访了艾莉老师。

　　艾莉告诉我们，这两册书只是她为土木学院整理百年土木人物谱系的发端。

　　翻开王老的诗选和文集，犹如重温他用毕生谱写的精彩华章，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的人生影像依次呈现。诗选收录的是古体诗，文集辑录的是发表在国内外的论文影印件，几篇发表在国外杂志上的英文、俄文论文赫然在目。文集中可以看到王老不同时期的作品：钢板刻的，手写在备课纸上的，既有历史感，又见活泼泼。百岁教授的人生轨迹对应着西南交大的发展史，全景式地展现了王老与交大的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和生死相依。书出版三年后，王老辞世。

　　“现在回头想想，那真是抢救性的整理。”艾莉回忆起出书过程，感慨万千。她跑图书馆、档案馆，从故纸堆里翻资料，走访王老的家人、学生，每晚加班到深夜，一个多月里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

　　书出来了，艾莉意犹未尽。最初的想法只是把教授的作品编辑在一起，在搜集的过程中，接触到很多人，包括教授的家人、学生、朋友，发现每个人了解的细节都不一样。艾莉认识到大家口述的历史更为原生态，更能还原历史的真面目。从此转向，选定了“口述历史”的方向。

　　“各个学院都没有我们土木历史长，交大多少年，土木就多少岁，她至今已有118年的历史。老教授多数在我们土木，学院的历史可以说是浓缩的交大史。”

　　“我做的这些工作，主要得益于土木学院领导的支持，在文化传承方面，高波院长和钱永久书记都是77、78级的学生，从唐院老教授身上受益良多。他们想把老唐院的精神和峨眉建校的精神以及今天交大的精神融合一体，教育现在的年轻一代，起码让土木的学生知道土木的前辈们怎么爱这个国家、爱这个学校。”

　　“高波院长说，一定要把老教授们身上闪光的精神挖掘出来。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学校一呆几十年，默默无闻地奉献、兢兢业业地工作，爱国、爱校、爱学生，而且他们越来越老了，要抢救性地去挖掘。”

　　“钱永久书记也说过，老唐院人在唐院那个时期经历的国难多、变革多、风风雨雨也多，但他们都挺过来了，那种坚忍不拔、弦歌不辍的精神，应该大书特书。”院史的挖掘和整理工作首先关注的是人。学院把这份工作交给艾莉。艾莉说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带着一种接受任务的态度去做的，但是和老教授接触多了，就变成特别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事，特别愿意和他们聊，把他们聊的整理出来。

　　“跟老教授们接触，他们人格的魅力很让人感动，正能量的东西很多。和他们在一起，觉得自己都被净化了，变得高尚起来了。”

　　按照年龄排列，土木学院80岁以上的教授有30多个，艾莉搬出了一大本精心整理的土木人物。这是她自己历时三年，投身口述历史、遍访当事者亲历亲见亲闻，梳理出的百年交大往事。目录中是那些闪耀着光辉的名字：王柢、钱冬生、劳远昌、郝瀛……

　　“虽然他们好多人都开玩笑说，土木又土又木，但是我们土木的老一辈教授他们特别全面，能歌善舞，能诗能赋，都是风度翩翩。”

　　口述历史目前一共整理了12个教授，他们有的健在，有的已经作古。其中年龄最大的103岁，最小的88岁。

　　“我做整理的时候有三个人突然去世了，采访了他们的家人、学生，写的追忆文章。但是后来又陆陆续续去世了几个。我自己很悲伤，担心没有更多的机会与健在的教授面对面地聊。”

　　她的采访进行得非常艰难。拟定采访提纲，和家人约好时间，但是每次都不能时间太长，去一个多小时，回来整理，把整理好的带去，再接着讲。每位教授都要采访二三十次。记录整理好以后，拿回去让教授们自己修改。

　　“他们不愿意录音，紧张。他们说话有的听不清，很多都是要猜着听的，本来就是哪儿的人都有，各种口音，南腔北调，耳朵也不好使，特别是人名地名都要问很多遍，有时候让他们写下来。”有时候跑题跑到海阔天空，但艾莉有的是耐心。她不去打扰老人家，让他们撒开了说。还要随时观察他们的脸色，照顾他们的病痛。

　　艾莉追求口述历史中那些丰富的个人生命细节对于宏大历史叙述的补充与匡正。她随口就能说出印象中鲜活的细节：

　　“从爱国的角度说，王柢教授是最好的例子了，他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和钱钟书、乔冠华是同届的校友。国民党当初给他那么好的待遇，让他去了两次台湾考察实验室的基地，他就一直在拖延，他说台湾不行，不适合。等上海解放的时候他把他的材料实验室交给了共产党，后来就交给了交大，他带着这些材料到了唐山，成立了一个材料研究室，后来在他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就这一点，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他。王老亲口和我说过不想把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实验室交给国民党，他们太腐败了。”

　　“傅晓村教授说过他是在战火纷飞中、在当亡国奴的日子里成长起来的，让对着日本国旗唱歌他不唱，从小内心就萌发了长大了一定要做点儿什么事的想法，让人民不要作亡国奴。抗日战争结束了，他特别高兴，发自内心地兴奋，对新中国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傅晓村教授最大的贡献是他建的测量实验室，从唐山转峨眉、搬成都，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守着，连一个纸片都没丢。他的实验室很有规模，百年土木历年用的教材都有。”

　　“劳远昌教授领着学生实习时已60多岁了，桥是索道的，又飘又晃， 20多岁的学生走上去都怕，劳教授每次都走在前面，让学生特别感动。土木工作环境很艰苦，不在大山中，就在峡谷里，当时他们去实习，一边是隧道，一边是深沟，劳教授上午在这个山头，下午在那个山头，一天好几次过摇摇晃晃的桥。”

　　“老交大精神我们有四句话：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我总结起来就是老教授们有三爱，爱国、爱校、爱生。爱国，他们很多都是经历过旧社会，经历过那种苦难长大的人，他们特别爱这个国家。当1951年交大学子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教授们亲自到火车站去送，回来迎接，和学生拍照。他们特别鼓励学生参加爱国活动。吴炳坤教授，他亲自参加抗美援朝唐山修军用机场，也不拿钱，是奉献型的，无怨无悔。劳远昌教授特别爱教书育人，他精通五国语言，邻居家小孩请教他英语他都教。教授们自己编教材，自己刻蜡板，自己油印，很多学生还保存着老师油印的教材。张万久教授，是我们土木的几个开创者之一，当时学校房子很紧张，学生来了，他都要腾出自己家的房子给学生住。”

　　教授们的故事说不尽。

　　现在艾莉老师分管科研工作，口述历史暂时停了下来，但她说，这个工作不会结束。

　　采访最后，作为85级的峨眉校区的学生，艾莉老师也向我们口述了自己的一段历史：

　　“我上学的时候峨眉校区比现在要破烂得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学校和周围有天壤之别，那时候农民背背篓，打赤脚，或者穿草鞋，四川人多，很多女人背着孩子在干农活，她们身上的衣服东一块补丁，西一块补丁。我们那时候老师穿路服，的确良蓝的，叫学生蓝，大铜扣，好像是中山装那样的，女式的是小翻领，我们老师不管男女常年都穿路服上课。你知道老铁路人那种服装吗？一身肥肥大大的，很多年老师都在穿。我们峨眉的教授，戴着眼镜，穿着路服，背个竹篓去买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到处都是灰，真是不协调，说起来挺感慨的。王柢教授还穿着路服去巴黎参加学术会议。”

　　艾莉翻到王柢教授的路服照，指给我们看。

　　“但就是这样黑白灰蓝的时代，教授们用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养赋予了那段历史瑰丽的色彩，成了交大后继者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