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枣：铁笔丹心著春秋(上)

　　专稿 （记者 梁竞艳）在几本关于他的著作里，封面都有一张同样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他，剑眉星目，风神俊逸。衬衣雪白，西装笔挺，戴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仪容整洁到不染纤尘。表情却是如此沉毅忧患，嘴角上扬，引而不发，给人言犹未尽之感。一点点地查阅他的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出处竟然在他位于上海龙华革命公墓的墓碑上。这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兼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典型照，也是他的遗照。

　　他曾名杨潮。“1900年5月8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一封建大家庭。父杨会康系清末民初官僚地主。排行第四，六妹为杨刚。少年读家塾。”

　　他曾名杨廉政。“1914年，以杨廉政名考入留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因参加“五四”学生运动被清华学校开除，受父申斥。”

　　他曾名杨九寰。“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能救国，1919年以杨九寰名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作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并入上海交通大学。由此转读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23年，交通大学毕业，名列全系第二。任职于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考工科。”唐山，曾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完成了人格、精神的塑造。

　　然而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是他的笔名，这个抗战时期频繁见诸报端、以军事评论蜚声海内外的名字，这个新闻史上和范长江、邹韬奋、金仲华齐名的闪闪发光的名字——羊枣，至今仍让新闻同行无限景仰缅怀。他的军事评论超越时空，何时读来，都有血有肉有生命。

　　交大求学

　　在羊枣惟一的儿子杨朝汉为父亲整理的《杨潮生平事略》中，记载着他成为唐山交大学子的过程。参加五四运动之后，他被清华开除，失去了赴美留学的机会。更遭到曾为湖北省财政厅长、时任湖北省代主席的父亲杨会康的斥责。父亲给他规划的是海外镀金后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仕子之路。下半年，他重整旗鼓，以优异成绩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学风使热血青年羊枣逐渐冷静下来，埋头科学世界，树立了实业救国的理想。

　　唐校那时享有“东方康奈尔”的美誉，实行的是国际化的教育，受西方文化熏陶，羊枣纯熟地掌握了英语这项文字工具。在吴德才著的《新闻巨子：羊枣传记》中，记载着羊枣在蜜月中，还在攻读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英文版原著《相对论》，深夜伏案用英文写读书笔记的故事。

　　他潜心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周末也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博览群书。知识面不断开阔，不仅中西兼备，而且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都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他后来从事新闻工作做好了储备。

　　交大求学期间，羊枣的英语、数学、物理以及文学、社会科学理论等科成绩都很优秀，是全系屈指可数的高材生。

　　1921年，唐校机械科并入上海交大，羊枣转入上海交大机械系，在这里，他遇上了一生的知己、后来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对他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学习的精神非常佩服，赞赏地对他说：“你是学理工科的，文学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又那样扎实，走向社会工作，将来一定会大显身手的！”

　　1923年，羊枣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名列全系第二名。毕业后，任职于上海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考工科，不久晋升为工程师，主持铁路管理局技术工作。在铁路局，他度过了一个交大毕业生文轨车书的十年。

　　这十年，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者”。铁路工程师之外的生活连着一个电影梦。他参加“俭德会”，创办“同仁影业”，在上海闸北开办“百星电影院”，与洋商办的“大光明电影院”唱对台戏，试图在最爱的文艺领域探索一条民族工商业之路。但理想主义在现实中遭受重创，苦心经营的影院最终被洋商挤垮，“同仁影业”难以为继。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波诡云谲的大时代到来。国难空前，国家的前途何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羊枣陷入“苦闷、彷徨，但同时也产生了探索新的道路的要求”。

　　左联作家

　　1933年，已是中共党员的羊枣的六妹杨刚来到上海。她为哥哥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读物，又为他介绍了革命的引路人、上海左联负责人周扬和夏衍。下半年，经周扬介绍，羊枣参加中国共产党。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共领导下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左联”前后存在六年，羊枣是在后三年参与左联工作的。而1934年到1935年这一期间，上海党的组织遭到三次大的破坏，羊枣恰恰是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以铁路高级工程师为掩护，在石缝里培土，为左联的存续冒险支撑。

　　五十年后，周扬在《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序中深情回忆：“羊枣在左联工作阶段，不遗余力地为革命奔走，他当时是一个高级铁路职员，生活优裕，为了掩护的方便，把自己的住处，提供我们开会；在经济上资助我们。他曾为左联办的报刊撰稿，并给陈望道同志主办的《太白》等杂志和其它进步报刊，以潮水、羊潮等笔名写了不少宣传科普的文章。”

　　在著名作家夏衍眼中，“热情有余的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里面，他的存在是特殊的，他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人生经验，有主张，有脾气，肯做事也能做事，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不计成败的斗争精神”，“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是可怕的，说做就做，做不通的时候一个人想，从书里去解决，最后是找了人吵架和争论……”夏衍形象地描述了羊枣的个性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短短十几年的交往中，这样丰富，这样热情，这样有强烈个性，而仍旧能够孜孜兀兀地在实践中求真理的朋友，实在并不多。当时，夏衍与外国进步新闻工作者接触时，或由羊枣引见，或在羊枣霞飞路的家中交谈。

　　左联旗手鲁迅在1934年的日记中，两次提到和羊枣的书信往来。左联的另一成员，时任剧联党组书记的于伶，在1950年写的《悼念杨潮》一文中追忆说：“是1934年，我们的左翼文化运动，遭到一次大的破坏之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是在一家华丽的大旅馆中，商讨着左联的问题。那全是他布置和掩护的。这时候，他在铁路局服务，漂亮的西装，豪迈的举止，使得好些普罗作家，难于相信他会是左联的成员。实际上，他不仅是，而且从那次会上起，他担任左联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其时，羊枣正担任左联宣传部长。

　　羊枣参加左联不久，就拿起了手中的笔，进入了井喷式的创作状态。他在左联期间写的作品，大体可分为四类：科普小品文、杂文、报告文学、译作。发表的报刊，一是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二是《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三是《文艺新地》。此外，以杨丹荪笔名翻译的《今日苏联国》，则由引擎出版社印行。

　　1934年9月出版的《文艺新地》创刊号，刊出了羊枣的译作《马克思论文艺》。他的英文功底深厚，这篇译作，从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英文版原著中，把有关文艺的论述摘译出来，经过梳理成为体系，便于青年文艺工作者学习理解。“这是左联时期一篇相当重要而又有一定分量的文章(钱俊瑞语)。”

　　羊枣毕竟是学自然科学的，左联时期，他写得最多的还是科普小品。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填补了左翼作家写作领域中的一个空白，在颇为激进的时代风气中，在革命文学的红色浪潮中，他不满足于口号式的表达，更多的时候让“赛先生”说话。

　　他在《数学与科工》一文中这样阐述数学：“数学是什么？数学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关系内容观存在的抽象真理，一切物质的生产关系离不开数学。”他还以生动的语言，热情地赞颂了“相对论”和“微量说”(现在称为量子力学)，说它们是现代科学世界最伟大的发展，并将引起科学上的革命。有些时候，他开阔的眼界会关注到新兴的科学。他在《物理学上的大革命》一文中，介绍1930年代始露端倪的“死光”(现在叫激光)，预见到这种光能为人类造福、能治疗疾病。他还大胆预言，有一天人类能利用原子能的时候，“也许竟不必再做有史以来这种可怜的微弱的体力劳动了”。如今，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如激光和原子能已经广泛应用，不再神秘和高不可攀，但它们出现在80年前羊枣的笔下，不能不让人感叹他学识的渊博和见识的超前。

　　但羊枣当年致力于科普小品写作，决非有意显示学术，而是抱着“让整个的大众都能了解科学，都能运用科学技术。要把科学技术交给人民大众，才能使科学技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这是他交大学子的知识背景下，对社会承担的那份科学家的责任心使然。

　　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极其推崇羊枣的科普作品，曾专门著文《科普遗篇传风骚》向前辈羊枣致敬。文中他说：“大家都知道羊枣是国际问题专家，但有几个人知道这位从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曾经很长时期从事铁路工程工作的羊枣，是1930年代科普战线上一个十分出色的科普作家呢？”

　　也很少有人知道，羊枣还是一位报告文学先驱。他在上世纪30年代，曾写过反映饭店女童工苦难生活的报告文学《包饭作》，这篇名作发表于1934年《太白》半月刊第8期,与夏衍的《包身工》(1936年4月发表)，可称为姊妹篇。

　　一般意义的“包饭作”，是按月或按周包饭给人家吃的饭店。羊枣笔下的“包饭作”，却是一个残酷剥削女童工的黑店。父母与“包饭作”老板订约，把女孩子交给“包饭作”，由老板供给膳宿，送到工厂做工，所得工资，全部被老板扣下来抵充膳宿费。结果，她们辛苦劳累一个月，分文拿不到。羊枣用事实说话,描绘了一幅人间惨剧：“她们的面孔干瘪，额角和颧骨三角式突耸着，两眼和一嘴凹成三个坑，简直像是活骷髅啊！别的似乎很胖，但仔细一瞧，便知道是浮肿，青一块黄一块像烂透的黄桃儿。不管瘦的胖的，鼻孔下都有两条沟，顺沟不断地流下些黄色的粘液，眼睛黑和白分不清。看来只是一对红球，在柏油似的黑圈里闪动着。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头发已经斑白，原来是黑发丝夹杂了许多棉纱头和灰尘。”

　　最后，羊枣让人看到的是：“一个个童工饿着肚子，噙着眼泪，在那伙男监工的皮鞭下，拖着半死半活的身躯摇摇晃晃地上工去了。一个女童工因饥饿昏倒了，男监工就挥动皮鞭抽打着……”

　　这样不着议论又字字是泪的白描，传递出的那种刻骨的力量，直到今天仍力透纸背，发人深省。对于我们今天媒体人来说，仍是报告文学写作的样本。

　　《事略》中提到，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羊枣“为了到广西开辟工作，辞去铁路局职务，与夏征农等到桂林，在陈望道主持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这时期是他左联工作的延续。在广西，他写出了政论文名篇《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和《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现阶段学生运动的检讨》是对一二九运动的冷静观察和负责任的评析论说，上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运动，背景复杂，社会分裂，面对乱象纷纷，需要明晰透彻地评点总结、提供方向。要客观全面地给与观察，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观察思考的智慧和能力，今天看来，羊枣的观察无愧于那个时代。《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评论，至今读来依然生机勃勃，毫无教条和说教。他指出：“我们也许不可免地要遭受初期的失败，要忍受莫大的人力和物质的牺牲，但只要我们有坚强的意志，有正确的方策，有统一的组织，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样乐观豁达又高瞻远瞩的论调，在当时，宛如光明的火种，点亮人心。

　　因广西师专停课，1936年，羊枣又回到上海，进入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开始了他十年不辍的笔耕。

　　记者生涯

　　金仲华说：“在中国，时代的需要常常会促成一个作家的产生，杨潮先生是一个例子。”1937年芦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序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羊枣从为外国通讯社翻译电讯开始，一步步地成为杰出军事评论家、国际问题专家。

　　羊枣身肩数任，不遗余力地投入抗日救亡文化活动。他与夏征农、艾思奇等合编《新认识》半月刊，并在上面连续发表一组《国防科学讲话》包括《科学的国防与国防科学》《献给全国的科学家》《科学家到前线去》，从理论上阐明科学家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使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贡献力量。

　　他自己还主编《国际知识汇编》，与夏衍等人共同编辑《抗战文库》。

　　羊枣利用在苏联塔斯社工作的有利条件，先后撰写了三本书：《中国抗战与苏联》《苏联的国防》《日苏必战论》，帮助人们消除“恐苏病”，正确认识苏联以及苏联的对外政策，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与胡愈之等广泛联系外国记者，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战，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他与范长江、恽逸群、陆诒等共同筹建中国进步记者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这个组织就是现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前身。

　　1937年底，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他的独生儿子杨朝汉问他：“爸爸，许多人到延安去，你怎么不去？”他平静地回答说：“党需要人留在上海坚持工作。”这竟成了他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杨朝汉提出到延安去学习，羊枣托老朋友钱俊瑞把儿子带到了新四军。自此一别十年，父子再没相见，至1946年天人永隔。

　　孤岛两年，羊枣利用塔斯社消息灵通、资料丰富的条件，替《导报》《译报》《神州日报》几家报刊撰写国际论文、军事评论。他的国际评论，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帮助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弄清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认识形势。

　　1939年底，羊枣来到香港。当时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的金仲华，闻讯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出任该报“军事记者”。他的任务，不是直接去前线采访军事新闻，而是坐在编辑部，根据各种电讯资料，研究国际风云、战争形势变化，撰写军事评论。研究国际政治军事问题，深入分析当时世界形势的热点、难点和疑点，并提供有关资料，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以“本报军事记者”这一专有头衔发出的羊枣的文章，一经与读者见面，很快获得了各方面的重视，成为《星岛日报》一大特色。他视野宏阔，论断自信，根本没有所谓弱国、小国那样的自卑和胆怯。对欧洲战场，对一系列关乎战争走向的重要会议的透彻观察，如魁北克会议、新莫斯科会议、法国局势、苏德战争，甚至战后欧洲、德意志的结局等，都做出了相当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预测，这样的军事评论、时事观察，不是信口开河，不是无的放矢，是田无半亩心忧天下、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大家风范。

　　但是由于国民党内政治逆流的影响，金仲华、邵宗汉、羊枣、郁风等人不得不于1941年6月辞去了《星岛日报》的职务。此时，正是世界局势诡谲莫测的时候，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战争形势的变化。军事评论家羊枣，此时更不会搁下手中的笔。离开《星岛日报》不久，由当时的民盟中央常委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总经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问世。羊枣出任国际新闻版编辑，继续写作军事评论。

　　夏衍在香港时曾去过羊枣的住处，这时曾经文艺气很重，爱养花养鸟的羊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间小楼上，再也没有鱼和鸟，有的只是成堆成堆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的书和杂志，以及挂满四壁的画有红蓝铅笔的地图。”羊枣像一位高级军事指挥人员那样，天天考虑的是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40多年后，萨空了在《回忆难忘的1941年——悼念羊枣同志》一文中回忆道：“我和羊枣同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共事的。我们白天应付纷至沓来的矛盾，晚间去报社和编辑部同仁议论当前斗争形势，研究报纸如何编排……现在回忆四十年前的香港摆花街光明报编辑部的景象，斗室条桌，坐次栉比，人人灯下埋头苦干，肃穆静寂，在这个无声的战场里，羊枣同志是坚持战斗的一员。”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机在太平山上盘旋轰炸，印刷厂排字架被炸弹震倒，《光明报》只得停刊。“中国民主党派的喉舌，在香港只出版了83天。羊枣是与其共始终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羊枣再次虎口脱险，历经艰难，转移到桂林。

　　1942年春，桂林七星岩下的小木屋中，羊枣挥汗如雨。100多天的刻苦写作，成就了两本论述太平洋战争的专著《论太平洋大战》和《太平洋暴风雨》。这两本用土报纸印刷的论著，至今仍闪耀着思想的光芒。《论太平洋大战》一文完稿，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四个月；《太平洋暴风雨》篇幅较长，其完成时间，距离战争启幕，也只有八个月。记得有位哲人说过，历史著作与历史事件不可能平行发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立即烽火四起，成为战争的大海洋，当别人惊魂未定时，羊枣就迅速写出两本有关这次战争的著作，作为军事评论家，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文中他冷静地对这场突然降临的战争进行客观地科学分析，揭示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探讨战争的性质、应接受的教训。在对交战双方军事力量和政治、经济、资源诸多方面进行优劣对比的基础上，预测日本侵略者的动向，提出同盟国应采取的政策和“中国的任务”。如此及时而又全面论述太平洋战争的著作，在当时的大后方，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著作中羊枣预见到战争将在太平洋结束，他不是卜者，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靠着掌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他言中了日本必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