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枣：铁笔丹心著春秋(下)

 

福建省永安市吉山村清代渡头宅。1945年7月羊枣遭国民党顽固派迫害，在此被捕入狱。

　　专稿 （记者 梁竞艳）

　　新闻全才

　　羊枣的挚友、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在《痛悼羊枣兄》一文中说：“在新闻工作中，羊枣可说是个全才：编新闻、写评论、撰军事论文、译电讯，都是能手。”

　　羊枣的新闻全才，在衡阳担任《大刚报》总编辑的一年间，得到了充分施展。

　　《大刚报》1937年11月在郑州创刊。以学赶《大公报》为努力目标，取名大刚，有“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之意。武汉沦陷后，迁衡阳，报纸的性质也由官办改民办，为了报纸的生存，去掉那些令读者讨厌的“官腔”，备受读者欢迎，成为湘粤赣桂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之一。但1941年，形势陡转，《大公报》在桂林出分版，与《大刚报》形成竞争，《大刚报》重金礼聘英才，羊枣经举荐加盟。

　　羊枣到《大刚报》，编辑部内群龙有首，报纸从版面到内容，很快发生显著变化：报纸的信息源多了，评论的质量档次提高了，报社也经常发起并参与社会上的公益活动，与读者的心贴得更近了。1980年代，欧阳柏在《大刚报史话》中，把羊枣时代称为“大刚报大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大刚报人才鼎盛时期”。

　　《大刚报》在衡阳，曾先后三次遭到日机轰炸，编辑部和印刷厂的房屋都被破坏，只好找到南门外迴雁峰上一座残存的古刹——雁峰寺内编报和印报。

　　羊枣到《大刚报》后，首先抓“空中电讯”。他曾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先后工作了三年，主要担任翻译英文电讯工作。他熟知美联、路透等外国通讯社的信号，能够将抄收到的英文电报，准确及时地译成中文，在消息的快捷上，可与《大公报》相抗衡。抄收外文电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外国通讯社播发电讯，当时都已采用机器，速度很快。而我们只能用手抄。漏句、漏字母是常有的事。但是羊枣的英文水平很高，翻译得又快又好，凭借他对苏德战场地形的熟悉，总能从一些模糊的电讯中，梳理出脉络。

　　羊枣到《大刚报》办的第二件事，就是增加国际问题的评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关心抗日战争前途的人，不能不注意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个战场的进展情况。羊枣除总揽编辑工作全局外，每星期写两篇国际问题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形势分析的社论，同时还积极鼓励并帮助一些青年朋友学习写作这方面的文章。这一时期，《大刚报》办得颇为活跃。除日刊外，还增出了晚刊和“敌后航空版”。“敌后航空版”通过美国空军向湖北沦陷区空投。这在当时国统区是一个创举。1943年2月，苏军全歼德军精锐30万人，羊枣立即写社论祝捷，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作为一张地方报纸，对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其意义，在抗战大后方是绝无仅有的。

　　羊枣到《大刚报》办的第三件事，就是帮助《大刚报》与进步文化界建立联系，扩大了报纸的稿源。

　　羊枣为《大刚报》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迫使报社老板辞退了羊枣。

　　离开《大刚报》，羊枣并没有离开衡阳。他开了一间小小的英文排字房，接些零星活计以维持生计。他的家，仍是报社青年常去的地方，或请修改文稿，或研讨时局问题，或谈天说地。他仍是衡阳进步青年的领袖和轴心。羊枣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他经常为大后方的报纸撰写军事论文。如《魁北克会议以后》(载《广西日报》)《太平洋战略攻势的开端》(载《大刚报》)《第二战场之谜》(载《云南日报》)《敌寇的动向》(载《广西日报》)。特别是《敌寇的动向》一文，他断言敌人对“粤汉路的再进攻是逻辑的继续进行”，果然不幸而言中。

　　1944年春，日军进犯湘桂，在衡阳的多数进步文化工作者准备撤退到川、黔、滇一带。羊枣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认为日军打通湘桂和粤汉两条铁路线之后，将顾此失彼，兵力分散，东南一隅可能出现偏安局面。他建议不必都往西南撤退，可以分散些，对开展工作有利。于是由金仲华出面，通过进步青年、省主席秘书谌震向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推荐，羊枣受聘到闽工作。

　　当时在《大刚报》工作的欧阳柏回忆自己当年带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送别羊枣，羊枣用爽朗的大笑扫去了他心头的阴霾：“羊枣决定撤到福建永安去。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身着蓝布长袍，一如往昔那样从容不迫，长长的脸上微露笑意。他问：‘敌人进攻了，你害怕不害怕？’接着他像自己答复自己似的说：‘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敌人终究要完蛋的。坚持下去，胜利总要到来。’说完，他竟出声大笑起来。我当时是多少带点悲戚和惜别的心情的，他这一笑，竟把我的种种忧虑都笑跑了，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永安奋笔

　　1944年6月，羊枣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聘羊枣为省政府参事、省社科研究所研究员兼政治研究组组长。继又受聘担任民办的《民主报》主笔和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东南分处中文部顾问，身兼五职，亦官亦民，中外兼备。

　　8月初，羊枣即在《民主报》上发表到永安后第一篇军事论文《只有牺牲才有胜利》，文章热情赞扬衡阳军民坚守孤城40余天的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鞭挞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的误国政策。8月底，又发表《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和《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两篇文章，宣传全面抗战路线。他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一文中呼吁：“我们的抗战是全民战争，如果我们要克服一切物质的不利点，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本质的最大有利点彻底发挥与利用。换言之，即我们必须把全民抗战真正实现在全民的基础上，必须使每一个民众动员起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和自己本身而战斗。”

　　羊枣进入社会科学研究所，一改过去从书本到书本的那种学院式学风，面对现实，提出问题，扎扎实实进行科学研究。他策划出版《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并通过谌震请刘建绪题写了刊名，羊枣任主编，李达仁、谢怀丹为编辑。

　　由于羊枣的周密筹划和辛勤写作，1944年9月1日，《国际时事研究》便与读者见面了。协助羊枣编辑的任远回忆说：“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政治组连羊枣共有五位同志，但是要写出与羊枣水平相近的文章来，大家都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不敢贸然把自己不成熟的作品给刊物发表，只帮着羊枣翻译一些短文，做点事务工作，主要的写作任务完全落在羊枣一个人身上，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无不出自羊枣一人手笔。他写作态度十分认真，原稿总是用毛笔写得清清楚楚，笔意刚劲，书写流利，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还亲自去省政府印刷所校对清样。”一份按周出版而容量多达3万字的刊物，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靠羊枣供稿，其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

　　《国际时事研究》从1944年9月1日创刊，到1945年6月26日停刊，共出39期，羊枣的作品计54篇40多万字。虽然当时永安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清苦，可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秉烛达旦，日出万言。他的文章不是书斋和研究室的产物，而是在忧患的人生和民族的困苦中一点一滴悟出来的，每个字都重有千钧。文章主旨是论抗日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分析精辟，文笔犀利，立论正确，令人叹服。《国际时事研究》独树一帜，高瞻远瞩，纵论世界风云，敏锐观察战局演变，针砭时弊，促进了抗战团结。

　　这时羊枣最为真切也最为用心的还是对中国与日本这场力量悬殊的大较量的关注和思考。羊枣的《太平洋大战》《日苏关系的回顾和前瞻》《尼米兹的战略》，理性客观，深入透彻，仿佛是在俯瞰整个战局走向，这样的理解和观察，对最高决策层来讲，应该是非常珍贵的视角。

　　《国际时事研究》的影响巨大，有些文章还被美国新闻机构发往国外。刘建绪读了羊枣的这些军事论文，也“大为赞赏”。

　　除以上一报一刊外，永安还有多家报纸请羊枣撰文，如《东南日报》《联合周报》《改造》《民意》《新福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羊枣为永安多种报刊撰文140多篇。

　　羊枣的论文具有高度的预见性。他发表于1945年5月的《从柏林到东京》这篇著名的军事论文中，在详细地、科学地计算了美国和苏联军队东调所需的船只、车辆的数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预言：“如果苏联参战，如果美国空军对敌国本部战略轰炸特别有效，如果我军反攻有力，日本在总发动后甚至以前，都可能投降。”当时人们多不相信。三个月后，他的预言被完全证实了。日本投降的原因，正是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即第一，苏军百万向日军精锐关东军发动了进攻；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苏军发动了有力的反攻；第三，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了两枚原子弹。

　　羊枣的杰出论著，为反对国际法西斯，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为广大民众所欢迎，也必然为顽固派所仇恨。国民党顽固派以咄咄逼人之势对羊枣及永安进步文化进行攻击。

　　羊枣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预测，虽然洞若观火，但却万万没预料到，一场大的文字狱灾难，正悄悄向他和他的战友们袭来。

　　羊枣事件

　　1945年7月，正值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皖南事变”的制造者，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给福建特务机关下逮捕令。包括在永安的29位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遭到囚禁，史称“永安大狱”。被捕者中，羊枣是中外名记者、永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他被捕以后，几经折磨，是同狱29人中，惟一被虐死狱中者，故又称“羊枣事件”。

　　1945年7月15日，福建省政府派两人来到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见处长兰德，谎称“要洋先生(即羊枣)去二三天，问问清楚，就可以回来”。兰德提出三个条件，特务一一答应，羊枣便跟特务离开了美新处。特务机关把羊枣骗到手后，立即否定了答应的三个条件，马上将羊枣逮捕，并押送到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囚禁。

　　在永安吉山的省保安司令部监狱里，羊枣被单独囚禁，牢房内一副床板，一张小桌，其他什么都没有。8月5日半夜，羊枣、谌震、姚勇来、李达仁被押上两辆汽车解到江西省铅山，囚禁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直属联络站。在铅山，羊枣与谌震、姚勇来、李达仁同囚一室。酷暑天气，牢房门窗紧闭变成了蒸笼。顾祝同对羊枣许以“少将军衔”待遇，并请他为国民党办报，要他“写悔过书”“参加国民党”，均遭羊枣严辞拒绝。抗战胜利了，囚室里庆祝胜利，唱起抗日歌曲。日夜为胜利奋笔疾书的羊枣却被移囚杭州。

　　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使羊枣健康严重受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以顽强的毅力在狱中译完美国作家拉伦斯·戴的长篇小说《我的爸爸》，这本启发人民争取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文学名著，寄托了他最后的心声。夏衍在为《我的爸爸》出版所写的前言中评价羊枣“他的性格，是在豪爽任性之中带着强烈的不知道虚伪为何物的诚实，丝毫没有老庄气味，丝毫不懂世故权诈，从来就不自欺欺人”。

　　羊枣在1945年年底患了恶性疟疾，要求保外就医，没有获准。他写信给夫人沈强，当局也不肯替他投寄。等到他病危了，沈强才得到一个“速来潮”三个字的急电，从福建赶到杭州。沈强到了杭州却不能立见病危的羊枣，经过三天强烈要求，才被获准探监。沈强多次要求当局替羊枣治病，可是，一次次都未能得到允许。

　　1946年1月7日，羊枣的病更严重了，他说话困难，视力模糊。直到这时，当局才答应移送杭州省立医院就诊，但迟了。

　　在医院里，沈强陪了他4天。他昏过去时，沈强要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她替他洗掉口、眼、鼻、脸上一层黑糊糊的东西，再给他水喝，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可是他在4天里讲得清楚的话不到20句。他舌头变大，讲话太吃力了。他反反复复、断断续续地说：“昨晚上我睡在地上，你这狗……你推我在地上……我要爬起来……”弥留之际，羊枣显露出有心事没有了结的神态。沈强用种种方法问他。当她问到“是不是翻译的书要我设法出版？”他点点头。“是不是你想念你的朝汉？”他又点点头。沈强对他说：“你放心吧！我一定用各种力量把你的稿子拿出来出版，我一定设法把朝汉的通讯处找到！”这样，他才放下心，瞑目而逝。这时是1946年1月11日晨，羊枣死于国民党监狱，终年46岁。这一天，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释放全国政治犯的第二天！

　　羊枣死后第二天，检验遗体，发现其背上有大块大块红色，两肋有深青色块，手背上有一块青紫。

　　在人命如草，随时可能凋零的时代，羊枣用牺牲成就了不屈的灵魂。

　　羊枣监禁致死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1月23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时代日报》《世界知识》《文萃》等新闻记者61人联名发表向国民党当局抗议的声明，指出“羊枣先生无故被捕，时逾半年，既不公开审讯，复不宣布罪名，囚死狱中，实为当局一贯摧残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之直接结果”，要求当局“彻查羊枣先生在狱遭受虐待情况和致死原因，并严惩非法下令逮捕的祸首”；要求“全国同业一致呼吁言论自由，向政府索取新闻记者的人权保障”。

　　3月13日，羊枣胞妹杨刚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信，质问顾祝同：“羊枣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人权保障法令》颁布一年后，羊枣还被无故拘留和虐待，为什么不给治疗，听任死亡？如此黑雾弥天，人命草芥，团结何在？纲纪何在？”

　　梁漱溟、郭沫若、马思聪以及美国人费正清在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还提倡募集“纪念杨潮新闻自由基金”，“部分用于杨先生的殡葬和抚养其家属，其余作为杨潮新闻自由基金，以奖励中国有特殊表现的青年新闻工作者”。

　　政协委员罗隆基等人，当面责问蒋介石，要求按照政协会议决议，释放“羊枣事件”被捕的全部政治犯。

　　羊枣之死，也激起国际舆论界的强烈反应，据《大公晚报》上海一日电：美新闻界华慈、史坦因、史沫特来、怀特等24人，从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对杨潮(即羊枣)受特务虐待而死，表示严重抗议。

　　美国5个群众团体、加拿大1个群众团体和1个华人团体也打电报给蒋介石，抗议第三战区非法监禁羊枣致死的罪行。

　　羊枣牺牲了，但在国内外舆论和国内和平民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允许其他被捕者的亲友进行保释。

　　1946年4月8日，蒋介石被迫电令福建当局，将羊枣事件中被捕的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至1948年秋，经多方努力，在事件中被捕的政治犯才陆续全部获释。

　　精神不死

　　1946年5月19日，上海文化界和新闻界一千多人，在国泰殡仪馆举行羊枣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会上，马叙伦、梁漱溟、许广平、金仲华、田汉、熊佛西等纷纷致词，对羊枣在军事评论上的远见卓识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国民党的罪行进行控诉。

　　《新华日报》的挽联这样评价他的一生：

　　一志在新闻，业秉春秋豪气盛；

　　忌时遭厄运，身殁囹圄志节香。

　　他的同学、挚友陆定一给他的挽联赫然上书：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

　　缧绁蒙冤，囹圄殒命，重重惨痛绝人寰。

　　在永安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羊枣事件》一书中，找到羊枣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现在读来，依然让人惋惜和心痛。

　　“强：

　　我真不想死，因为有许多工作需要我做。现在我只能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六妹再接再厉为中国学术文化多尽点力。我从事译著十余年，此刻回想起来，真觉得太少。我一向集中力量做当前的工作，并不曾打算先替自己留点永久的业绩，更没有想到就这样的死了。不过总计这些年，写的东西如搜集齐全也有四五百万字，虽说算不了什么，总是我一生留下的足迹，希望六妹为我集辑出版，那我就不虚此生了。”

　　时事风云莫测，轰轰烈烈的羊枣事件埋没于历史烟尘。至羊枣之子杨朝汉(耿青)辑录成《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一册，已是1983年，羊枣遗愿始得完成。

　　纵观羊枣的一生，从未在当时大后方中心的重庆工作，也从未到过延安，而是颠簸奔走于上海、香港、桂林、衡阳和福建永安等地，文章也大多发表于这些地方出版的报章杂志上。然而他的名篇佳作却不受地域限制，冲破人为封锁，在中国大地上不胫而走，受到各阶层读者的广泛关注。战争年代，读者打开报纸，自然首先关心国内外的战局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世界前途、祖国安危，而且和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报纸仅仅靠官方发布的战报，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要求，读者还迫切需求读到能洞见战局发展走向、有分析有预见的军事评论文章，帮助他们释疑解惑，擦亮眼睛，提高信心。羊枣的文章在当时所以受到如此欢迎与重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这些文章，成为今天研究世界二战史和中国抗战史的参照。

　　然而羊枣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不仅限于这四五百万字的文章，他用自己的思想方式，用自己的知识结构，用自己对历史变迁的理解，用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产生的创造，在有限制的环境和有限制的思维中振翅高飞，为今天的记者提供了一个精神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