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设定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的悼念，是对历史史实、民族记忆的法律强固。

　　在“公祭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进丰润潘家峪村和滦南潘家戴庄村，追寻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潘家峪：73年前的伤痛今犹在

潘家峪惨案幸存者潘瑞华老人。记者 张北男 摄

　　专稿 (记者 李艳辉 通讯员 刘建飞)11月28日，天气比往日寒冷。在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的一间办公室里，71岁的农民潘贵清却早早上岗，等待迎接来自各地的参观者。

　　不断挖掘潘家峪惨案的细节，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那段悲壮的历史，是潘贵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惨案遇难者的遗属，他数十年来不断走访幸存者，近11年来又担任潘家峪惨案纪念馆讲解员，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那段痛苦的岁月。

　　1230名同胞的血海深仇

　　潘贵清生活在丰润区潘家峪村。这本是一个坐落在燕山怀抱中的美丽村庄，松青柏翠，梯田环绕，果木成林；这又曾是英雄的抗日堡垒村、冀东抗日根据地之一，当年，我方主要机关、兵工厂等十几个单位先后在此设立。

　　潘家峪村村民的抗日激情，使当年的凶残日军恼羞成怒。多年来，潘贵清曾反复走访37位亲历惨案的幸存者，越来越清晰地还原了当天的情形——

　　1941年1月25日，腊月廿八，除夕的前一天。就在潘家峪村民们沉浸在即将过年的喜悦中时，当天清晨，灭绝人性的侵华日军调集冀东十几个县的3000多名日军和2000多名伪军包围了村庄。他们先是挨家挨户把村民们赶到位于村中心的西大坑里，见场地开阔，暴徒们又改变主意，把村民赶到离西大坑仅50米远的地主家——潘家大院里。见大院里到处铺满松枝柴草、浇了煤油，有村民说，这是要烧死咱们啊。可有人还不相信：我们只是庄稼人，烧我们干啥！然而，惨烈的屠杀瞬间开始了。据解放后被捕的丰润伪县长凌亮丞交待，在日军开火前，他曾奉日本顾问的命令，对大院的群众喊话：今日的事，是因为你们一贯与日本人为仇而惹出来的，这是自作自受，怪不得我的！话音未落，站在3米多高的院墙上、院周围平房上的日军们便扣动了扳机，扔出了手榴弹。顿时，潘家大院成为一片火海。枪声、爆炸声、惨叫声、噼啪作响的火烧松枝声响彻天空。在这场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中，共有1230名同胞在持续5个小时的屠杀中遇难，96人重伤，1235间房屋被烧毁，拥有1700余口人的村庄，一朝只剩下400余人。之后，周边20多个村庄的乡亲们赶来帮忙收拾残缺不全、难以辨认的尸体，整整忙活了3天，在村南集中埋进了四座大坟。收拾完惨局，幸存下来的青壮年自发组成了“潘家峪复仇团”，最后击毙了惨案的制造者——日军头目佐佐木二郎。

　　73个季节轮回的伤痛

　　在走访整理中，潘贵清发现，惨案虽已远去，但幸存者们的余生饱受痛苦。

　　潘贵清的父亲和伯父是幸免于难者。当天，兄弟俩在日军围村前上山拾柴，傍晚回来时，与家里的其他5口人已是阴阳相隔，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满院的尸体七零八落，一片焦糊。孕妇被剖腹，身边的胎儿还保持着小手抱头的姿势，有的孩子则被生生撕成了两半……自潘贵清记事以来，父亲和伯父每到过年都要哭上几天。而且，和其他幸存者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也轻易不愿对后人提及有关惨案的细节。“一家人都快死绝了，谁愿意扒开伤口给别人看？”该村79岁的村民、惨案幸存者潘春义在同意接受记者采访后，同样表达了内心的苦衷。他说，当年虽然自己只有6岁，对亲历的惨案记不太清，但恐惧与不安一直与他相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天着火了，地也着火了，连墙缝都忽忽地冒火，后来我就会飞了……”另一位逃出大院的幸存者、86岁的潘瑞华老人则告诉记者，惨案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忒不愿意想，更不愿意讲。接受采访，是因为感觉说出来才对得起惨死的那些乡亲们。说到这里，老人从衣袋里摸索出一块手绢，哆嗦着拭去眼角的泪水……当年还是纯真的孩童，他们的身体从弹雨中、从血泊中顽强地爬了出来，思想却至今没有从那段痛苦的岁月中走出来。在交流中，记者还得知，村里有一位名叫潘善瑞的幸存者，在每年除夕的前一天都要吃冷饭，睡凉炕。“以前天气冷啊，吐口水都能上冻，掉地上摔两瓣。可他在那天宁可冷着，也看不得火了！”潘贵清说，这位老人一直保留着年前“禁灶”的习惯，直到去年去世。

　　历史不能忘记！为了缅怀死难同胞，教育后代，自1952年起，地方政府和潘家峪村民先后重修了遇难同胞的四座坟墓，树立了四块墓碑，一块纪念碑，一座纪念塔，修建了一座祠堂和一座纪念馆，并对西大坑、潘家大院等遗址进行修复和有效保护，“警钟长鸣，勿忘国耻”“牢记血泪仇，不忘民族恨”等字样刷在潘家大院斑驳的墙上，显得格外醒目。自2003年起，潘贵清就担任了潘家峪惨案纪念馆讲解员，他搜集了关于所有幸存者的证词，编成了鲜活的讲解词。

　　永不停息的“热爱和平”的呼唤

　　73年转瞬即逝。如今，留在潘家大院院墙上的弹痕还清晰可辨，潘家峪村却早已在一片焦土上脱胎换骨，实现了涅槃重生。如今，这个又繁衍了近1500人的富庶村庄，赢得了“葡萄架下的村庄”“庭院葡萄华夏第一村” “燕山脚下小吐鲁番”等美誉。潘家大院大门口正对面是潘家峪小学，小学门前，曾有40多个儿童被杀死在粪堆上。记者采访当天，几个奶声奶气的孩子正在那里嬉戏，校园里则飘出朗朗的读书声。听说把12月13日定为“公祭日”，幸存者潘春义和潘瑞华都不约而同地把脸扭向一边，嘴角抽动着，脸上满是悲愤的表情。

　　潘贵清则颇感欣慰：“公祭能让后代们时刻记住‘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亲人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奋发图强，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美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富强，才能不让悲剧重演，才能永保和平。”

　　潘贵清还告诉记者，近年来，通过他在讲解员的岗位上观察发现，日本爱好和平的力量也正日益壮大。2005年，他曾接待过一位名叫田中进的日本卡车司机。当时，他久久地跪在四座坟墓前，为日本的侵华罪行痛哭谢罪。2012年，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吉田邦彦赶来，听完潘贵清对惨案的详细讲解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日本侵华，对中国人民、日本人民都是一个灾难。去年和今年，一位来自日本的中年女作家连续两次来到潘家峪，她表示，我是安倍的反对者！今年夏天，一个由7位日本人组成的旅游团找到潘贵清，了解当年发生的惨痛历史……“这就是我坚守那段岁月的最大意义”，潘贵清说，只要身体允许，他还要继续搜集相关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全面的惨案真相，激励更多的同胞奋发图强，呼吁更多的人维护和平。

　　记者感言：

　　说来惭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泪窝儿”越来越浅。采访中，我几次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次到潘家峪，一是打八路军，一是惩罚老百姓”——采访中，翻阅参与惨案的伪职人员的供词，日军头目佐佐木二郎的这句话让记者的心颤栗不已。在残酷的战争中，朴实的平民百姓何罪之有？垂暮的老人何罪之有？无知的孩子甚至未及出世的胎儿何罪之有？

　　我走近埋葬着全村1230位遇难者的四座坟茔，见坟头摇曳的枯草窸窸窣窣，似是对侵略者的声声控诉；我迈入惨案发生地潘家大院，眼前仿佛是一片火海，一片血海，耳边萦绕的哭叫声凄厉而绝望；我来到村子中间的西大坑，看惨案的见证者——栽种于明朝永乐年间的一株老槐树老态龙钟，它站在不远处，俯视着潘家峪的昨天和现在。

　　其实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记录，如果选择遗忘，即使留下陈迹，也难以唤起参观者情感的共鸣。记录是一种警醒，记录是一种力量！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小小的山村，记住历史上那惨痛的一天，记住那些死去的无辜村民，记住侵略者给我们民族造成的创痛与耻辱，记住先烈们为了今天的幸福曾经怎样去战斗，继而继承先烈遗志，创造更为和平、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