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式的价格审批权，沿袭了计划经济式的积弊，屏蔽了本来可以由市场产生的价格竞争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给某些官员利益染指的机会。

　　据报道，曾被谐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近来已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地。继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查之后，9月27日晚，发改委价格司又有3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包括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不久的刘振秋，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

　　价格司成为官员落马的“重灾区”，让人唏嘘，却并非偶然。尽管说，涉事官员落马的具体事由尚未公布，但一个可以认定的路径是，他们的涉腐多处在以价格审批为圆心的权力半径内。

　　应看到，这些落马的5名正副司长，多数都分管过医药价格管理。以已经退休的原价格司司长曹长庆和握有医药价格管理权的副巡视员郭剑英来说，尽管在他们任职期间，价格司曾对药品价格多次下达降价令，但药价依旧是民众承受高昂医改成本的关键因素，依旧是医疗改革进展不尽如人意的掣肘。究其问题，按照以前的规定，国内新药上市，都要经过价格司的审批，而与之对应的，就是手握审批大权的价格司官员成为药企的座上宾，审批权也演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

　　不能说，上述落马官员都倒在企业的“打点”下，但可以肯定，审批权失序是腐败衍生的一大土壤。实际上，不仅是药价，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城市供电、供水的价格管理，也不能让民众满意。这些领域的产品供应，大都是由以央企为主导的国有企业完成，它们与发改委价格司身处一个“体制圈”，要求价格司对这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产品进行管控，无异于缘木求鱼。也正因如此，这几年，供水、供电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除去通胀因素的牵引作用以外，某些官员利用价格审批权对垄断企业的偏袒，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价格审批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一关卡来管住价格。但这种集中式的价格审批，从根子上说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产物，它屏蔽了本来可以由市场产生的价格竞争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也给某些官员利益染指的机会。一旦手握重权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勾搭成奸”，通过审批权的出卖来实现利益变现，价格审批权自然也就成为腐败寄生的载体。

　　可以预期，发改委价格司出现的这些“群蛀”，必然会受到依法严惩。但“前腐后继”，说到底是“病在骨髓”的一种发作。而要对症下药，就必须让市场的归市场，对药品这样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商品，通过与医改结合，以市场竞争的方式来确定价格；对像供电、供水之类垄断资源的产品价格，审批机关也须有充分的独立性，接受全方位的监督。(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