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是理想信仰问题

　　专稿 (梁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不可否认，现在，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干部当中，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现象。

　　“为官不为”就“不能为官”，这是一种态度。“为官不为”是理想信念面前的“软骨症”，是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的“焦虑症”，是传统思维下的“依赖症”，是能力本领不适应新常态的“恐慌症”，是权力寻租下的“成瘾症”。近日，一位省级领导为“为官不为”者画了一幅像：一是“怕”。在从严治党新常态下，怕工作失误担风险，怕触及利益得罪人，宁肯不干事、也要不出事。二是“蔫”。精神状态萎靡，工作热情减弱，进取意识淡化，只做和尚不敲钟，甚至“当甩手掌柜”。三是“懵”。对适应新常态速度缓慢，不学习、不钻研，闹“本领恐慌”。四是“躲”。怕担责任，该拍的板也不拍，当“老好人”、做“太平官”。五是“靠”。对从严治党新常态处于观望状态，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六是“顶”。以往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现在是既不拿好处也不办事。

　　具体而言,“为官不为”可分为分居功不为型。这种人认为自己工作时间长，年龄大，资历老，作出过贡献，现在“船到码头车到站”，该“歇歇脚、享享福”了。无利不为型。这种人信奉“无利不起早”，遇事先打小算盘，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无胆不为型。这种人怕字当头，怕为人先，怕担风险，怕担责任，怕得罪人。激励缺乏型。一个地方政治生态不好，用人不公，赏罚不明，自然出现干的不如看的、跑的、送的，导致为官不为行为蔓延。

　　“为官不为”者，总能为自己找到“不为”的“理由”。他们甚至人为地把“守规矩”与“干事业”对立起来，错误地鼓吹：“守规矩”就干不了事业，“干事业”就很难“守规矩”。持这样想法的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的“为官不为”，表现在不履行、不认真履行应尽的职责上：“是非面前不表态，矛盾面前不敢上，风险面前不敢闯，失误面前不担责，歪风面前不敢斗”，甚至有个别干部在行使权力时奉行“不给好处不作为”的原则。

　　之所以出现“为官不为”现象，是因为信仰、责任、能力、制度存在问题——信仰缺失。只“为”领导交办的事，“不为”群众的事，对群众的事漠不关心。责任缺失。就会丧失担当意识，因循守旧保守固化，不想创新，不敢干事，把“不出事”作为最大原则。能力缺失。长期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然就会“能力恐慌”“本领恐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无所适从。制度缺失。“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丧失工作激情。

　　“为官须有为，不为须问责”。领导也只是一种职业，要坚定信仰、爱岗敬业，就要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法官断案一样，“法定职责必须为”。要强化领导的责任担当意识，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装着党的事业，才能夙夜在公，忠诚履职。作为一名领导，只要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去干、就要认真干好、干成。

　　大明朝保定府清苑知县唐成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不但当为”，而且应该大有作为，大胆作为；只有大有作为，大胆作为，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待，才不辜负党的信任，才能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