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承德雄踞塞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承德成为皇家狩猎和紫禁城外清帝的夏宫，同时，也成为清帝“省方驻跸”（《承德府志》序）的重要活动场所。清帝在此，除了射猎休遐，清暑纳凉以外，民族活动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在众多的民族活动中，清帝在承德与蒙古诸部的接触，又显得尤为突出，清帝通过木兰围场和山庄朝觐、封赏、推行喇嘛教等办法，增进民族情感，加强对草原民族的管理，以巩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

   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为清王朝治理蒙古事务的重要场所，则突出了围班、秋狝和朝觐等项措施。木兰秋狝围班和避暑山庄朝觐，按时间的顺序，首先，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建立了木兰围场，确定了围班，而后，随着对蒙政策的发展和民族事务的增多，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产生了热河行宫，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年），已初具规模，康熙才亲题“避暑山庄”。然而，围班的产生，又是年班制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年班朝觐是清初时居住在我国边远地区民族首领例行朝见皇帝的一种制度。从顺治年间开始，以成定制。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议准，年班朝觐的喀尔喀扎萨克，如果与内扎萨克一样，实行两班朝觐皇帝，由于路途遥远，不能体现关怀，所以，“应将喀尔喀扎萨克分为四班”，这样情况与喀尔喀相似的“厄鲁特及驻额济内之土尔扈特”青海蒙古也可以分四班。同时，规定了每班的品位和人数。如一班规定：喀尔喀蒙古四部中扎萨克图汗及部纳贝勒一人、辅国公三人、一等台吉三人，土谢图汗部内亲王一人、辅国公各一人、一等台吉二人，赛音诺颜汗部内亲王品级郡王世子、辅国公、一等台吉各一人，此班还包括土尔扈特贝勒一人，乌兰乌苏厄鲁特贝子一人，贺兰山厄鲁特镇国公一人，推河厄鲁特公品级台吉一人。此外，还规定了喇嘛、回部、四川土司的年班。年班朝觐者，“均令按年于十二月封印前到京，其末及岁之扎萨克，不必来朝，各令台吉一人代觐”。但是，对于“无事故，托词不期者，事发将该管扎萨克等一并题参治罪”（《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理藩院一，柔远清吏司）可是，蒙古诸部王公地处边远高寒地区“未经出痘者甚多，京城气候与边塞不同，伊等到此，即伤一仆从，朕心亦不为忍，著将伊等及所部详悉询明，曾否出痘……不可忽略。”（《热河志》徕远一）为了更好地联系和管理蒙古诸部，他们不间断地觐见“圣颜”，又要消除他们出痘身亡，以“进塞为惧”的恐惧心理，所以，决定选择气候清爽宜人，地理条件适中的承德，修建行宫和木兰围场。

   康熙认为，承德“北界兴安，东及辽水，山川形式之雄，甲于边塞。”这个具有军事地理位置的承德，正是“控制蒙古诸部落，内以拱卫神京”（《承德府志》序）的地方。而木兰围场又具备了“灵囿成自天”优越环境，它“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畜蕃育”。（嘉庆《崖口木兰记》碑文）是清帝实施秋狝习武，推行围班的理想之地。至于避暑山庄的自然条件，可谓“群峰回合，清流萦绕”，具备了“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康熙巡幸此地，认为这里“辟为离宫，无侵民田庐之害，又去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几，与宫中无异”（《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

   实施围班的木兰围场占地广阔，周长六百五十公里，是在漠南蒙古喀喇沁、翁牛特旗诸部“敬献牧场，肇开灵囿，岁行秋狝”（《热河志》围场一）的名义下创建。清帝认为，“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最盛”（魏源《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一）。通过围猎，可以“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使那些宗室及贵族子弟不“堕入颓靡奢侈的生活”，以此达到加强武备，提高士气的作用。通过围班的形式，使随围的蒙古王公知威知恩。他们从围班中看到，木兰秋狝活动如同战场，声势浩大的狩猎酷似军事演习，一种威慑力量，给围观的蒙古王公留下深刻的记忆。同时，蒙古王公按围班的规定也要参加围猎，并根据猎获多少，分别得到赏赐。在围班的活动中，还要举行蒙古民族所喜爱的诈马（骑生驹）、什榜（音乐歌舞）、相扑（摔跤）、教跳（套马）等文娱体育活动，当时，“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落，各扎萨克不下百余骑，中外一家之盛，实史册所未见”（《热河志》围场三）。

   避暑山庄是康熙至乾隆，用了八十九年的时间，完成的规模宏大的皇家园囿和寺庙群，是蒙古王公、民众首领，“每岁入朝，锡赉宴飨厥有常典”（《避暑山庄百韵诗》有序）的场所。正因为如此，“山庄为秋狝巡莅之地，自西事肇始，即武功告成，诸部款关，远人纳赆，仰流鲜集咸萃兹土”（《热河志》徕远一）康乾时期，特别是受到了乾隆时期，许多重大的民族活动，都在山庄受到清帝的隆重接见，其中少数人还会得到皇帝的单独召见，恩准畅游御园、观戏、赐宴、观火等活动。在朝觐的活动中，根据蒙古王公和民族首领的贡献，以及对清王朝的态度，分别予以封爵和赏赐。修建大型寺庙，推行喇嘛教政策，也是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不论是木兰围班，还是避暑山庄朝觐，他们表现形式和推行的方法，都是交替进行的。

   以乾隆朝为例，乾隆十九年（1754年），“驾幸热河，准噶尔（泛指厄鲁特）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来朝”。杜尔伯特部三策凌的内附，为清中央政权解决准噶尔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乾隆于同年五月，在山庄的澹泊敬诚殿举行隆重的仪式，接见三策凌一行，并“诏封策凌为亲王、策凌乌巴什为郡王、策凌孟克、塞卜腾为贝勒……”。次年有晋封策凌为特古恩库鲁克汗、策凌乌巴什为亲王、策凌孟克为郡王。乾隆在山庄如意洲的延薰山馆中设宴款待三策凌一行，并在万树园张幕“赐宴，观火戏”（同上）。山庄朝觐过后，随同乾隆赴木兰围场观围，同时，编入围班的行列。同年十一月，乾隆再次来到热河，接见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台吉班珠尔、杜尔伯特台吉纳墨库等。乾隆以接见三策凌的礼遇规格封赏此一行人等，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班珠尔和纳墨库为郡王，并赐予冠服。厄鲁特首领纷纷内附，影响极大，所以，清军顺利地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达瓦齐后来解送北京，乾隆御紫禁城午门受俘，并特赦达瓦齐，还“封以亲王，赐宝禅寺街，择诚隐郡王孙女配之”。（昭梿《啸亭杂录》西域用兵始末）达瓦齐随同乾隆赴木兰围场，享受蒙古王公围班的待遇。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乾隆首先是在木兰围场依绵峪接见其首领渥巴锡一行。土尔扈特部虽然在明末清初之际游牧到伏尔加河草原，但是，百余年间深受沙俄剥削和欺凌，于1770年11月在渥巴锡等人的率领下，历尽艰辛，行程万余里，历时八个月，最后回到祖国的伊犁。清政府拨给衣物、米谷、牛羊、庐帐等物，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流域。乾隆重视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在木兰围场“行殿召开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赐茶，并赐冠服”，以蒙古王公的待遇观围，赐给鞍马，櫜鞬等物，“赐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黄辔，舍楞、功格、默门图、沙喇扣肯紫辔”。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功格为和硕图贝勒、默门图为济尔噶尔贝勒、沙喇扣肯为乌察拉尔图贝子等，那些未至承德的土尔扈特首领也受到封赏。

    乾隆由木兰围场回到避暑山庄以后，在澹泊敬诚殿举行隆重仪式，接见渥巴锡一行。“赐渥巴锡等玉如意、洋表、鼻烟壶有差”。此外，在万树园设野宴，看百技，观火戏。并按照年班朝觐的规定，对渥巴锡一行“瞻其饩牵”，给以衣帐，轮其长于山庄肆觐，奉偱祖制，锡之封爵，宴赉有加，更为度地充居分驻其众，凡一切事宜依策凌、策凌乌巴什等之例”（《热河志》徕远二）。

    承德作为清王朝围推行围班和朝觐的场所以外，拌之而来的就是奉行宗教政策，把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思想工具。康熙乾隆在承德修建十二座大型寺庙，无非是阐扬黄教，“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承德《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六十岁寿辰蒙古诸部王公“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厘”。康熙审时度势，加强内外蒙古的管理，孤立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喇布坦的割据势力，所以，决定修建第一座寺庙，溥仁寺。

    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建普宁寺，是与平定准噶尔问题有关。经过乾隆两次平准，延续康、雍、乾三朝的准噶尔问题，最后得到解决。乾隆遵照康熙安定喀尔喀蒙古的办法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先例，“式偱旧章”，修建普宁寺于承德，因为“蒙古向敬佛，兴黄教，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普宁’”（承德《普宁寺碑文》）。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建“安远庙”，也是“因思山庄为秋搜肆觐之所，旧藩新附络绎鳞集”（承德《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此外，为安抚准噶尔蒙古一部，达什达瓦部，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举部迁徙热河。所以，按照新疆伊犁河畔固尔札庙（金顶寺）的式样修建“安远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修建“普乐寺”，是因为蒙古诸部素信佛教，所以，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办法，修建普乐寺的宗旨是“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杜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瞻仰”。皇帝是以普乐寺的宏伟建筑艺术，宣耀国威，使其广生肃然起敬之心，以达到“俾满所欲，无二心焉”（承德《普乐寺碑文》）。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全部工程用了四年的时间，占地二十二万平方公尺，是外八庙中最大的一处藏式寺庙建筑群。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以后，乾隆在庙内的“万法归一”殿中，为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一行，举行了隆重的宗教欢迎仪式。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是清王朝对蒙政策最后一个高潮，至此，蒙古诸部得到有效的治理。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修建须弥福寿之庙（扎什伦布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后藏来承德朝觐乾隆，并为其七旬寿辰庆贺。乾隆对于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安排。乾隆以六世班禅到来之机，采取“敬一人而千万悦”（《热河志》徕远二）的办法，不惜重金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仅寺庙中六世班禅讲经的“妙高庄严殿”和住宿楼“吉祥法喜殿”，两处镏金铜顶，就用黄金“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九两”（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总管内务府奏销档》356号）乾隆优渥班禅，一方面加强对西藏地方政权管理，另一方面，还是为了进一步团结拢络蒙古诸部。

    清帝利用承德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特定环境，通过围猎、朝觐和宗教等办法，加强对蒙古诸部的管理，为稳定清王朝边圉的安宁，巩固封建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