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一首《出塞》，悠悠思古，慷慨怆然，曾令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澎湃。《杨家将》、《岳飞传》的故事传延千古，又激起无数青春稚子跃马持刀、鏖战沙场的报国壮志。然而，在悲愤顿足之余，心中又总是有一丝隐隐的痛，一丝说不清、道不明而又谈不上是怨愤还是仇恨的情绪。那就是，我们北方那些民族怎么了？他们究竟是兄弟还是亲邻，是朋友还是敌人……

　　遍阅史籍，似乎少有中原政权拓宇开疆、西征北伐的只字片言，自战国秦汉起，中原武力即使偶尔间或地延展到大漠东西，但有效、持久、明确的统治管理却都未能久长，他们所能做的也仅仅是修造了一道几乎与中华文明同启始并且明确带有防御性质的，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工程之一——长城。在那个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我们不能说长城的修造形同虚设，它或许也曾经很有效地抵御过游牧民族对中原政权的觊觎，但它最终也的确没能够阻挡住蒙古铁骑、八旗劲旅南下的战马嘶鸣。

　　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勇猛彪悍的北方牧族又常常成为中原政权最强有力的敌手和隐忧，进可攻城掠地，退则遁入龙沙，来如闪电，去似烟尘。自匈奴、东胡、突厥至契丹、女真、蒙古，莫不如此。

　　一方风土，一方人物；一方人物，一方气度。广袤鲜亮的草场，无垠辽阔的大漠，冷冽尘飞的气候，赋予这些龙沙牧族粗犷豪放、简单耿直而又桀骜不驯的品性，逐水草、嗜酒肉的生活习性也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多地要依赖于苍天的赐赠。风调雨顺尚好，而一旦遇到气候异常，瘟疫灾害，他们的生命便会受到极大的挑战。于是，掠夺、抢占、杀戮也自然成为这些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衍生的一个重要习性。而中原富庶的粮草，绝美的物品自然成为他们不二的选择。于是，围绕着长城，便有了“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的豪迈；便有了“统汉烽西降户营，黄沙白骨拥长城”的慨叹；便有了孟姜女悲痛欲绝的千古一哭；也便有了“昭君出塞”那凄楚孤寂的背影和哀婉幽怨的琵琶声声……

　　一道长城，铸就了中原政权的藩篱；一道长城，隔绝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的交融；一道长城，见证了数千年无数次的攻伐掠战；一道长城，也聆听了天阴雨湿嶙嶙白骨声啾啾的哀嚎。这道长城，一次次损毁、一次次修复，一次比一次更坚固，一次比一次更高大。可所有这一切，却都随着清朝的问鼎天下而静静地改变。

　　康熙皇帝没有从父辈手中接过一个海晏河清的盛世王朝。爱新觉罗·福临，这个入关后的第一代帝王还来不及将刚刚到手的“天朝大国”仔细打理眷顾一下，便因感染“天花”驾鹤西去，交给8岁孩子一个九州初始、百废待兴而又矛盾频仍、危机四伏的新朝初政。尽管这时在对中原的军事征服上已趋于稳定，但对于泱泱大国政治、思想、文化乃至精神上的统治才刚刚开始。康熙皇帝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揣摩、思考，以海纳百川的胆识和气魄，自我扬弃，推陈出新，不仅系统地确立了以汉儒文化为主体的统治哲学，而且兼收并蓄，俯视四夷，开始着手解决边疆各民族与中原政府积怨已久的矛盾冲突。康熙帝云，“蒙古部落，三皇不治，五帝不服”，如何教化和慑服这个曾经是同盟军的民族，康熙皇帝魂牵梦绕，忧思忡忡。

　　公元1691年5月（康熙三十年丙午），工部等部门议覆：“古北口总兵官疏言：‘古北口一带边墙，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应如所请。”针对古北口总兵官蔡元上疏修复长城的要求，工部官员迅即答复并原则同意。康熙皇帝终于有机会将自己渐趋成熟的思构适时地昭告天下，于是谕旨：

　　“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谕九卿等知之。”

　　可见，康熙皇帝的这道上谕，绝不只是单纯地训斥这个不通事理的总兵官蔡元，其中更多的道理很明确是要阐述给九卿们这些朝廷大员明白的。

　　满族，女真人后裔，崛起于白山黑水，出没在林海雪原。人丁稀少，经济滞后而凋敝，文化更是处于原始的态势，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正是这个被中原政权视为蛮夷另类的民族却在明朝中叶以后迅速龙兴，并于稍后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并最终驭及皇舆，入执天下。究其所以，是凭依了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环境中军政一体、兵民兼及的八旗武力，凭依了爱新觉罗家族叔父子侄们坚忍强健的心态，凭依了白山黑水、林海雪原所赐予这个民族豁达豪迈与兼容的胸怀，更凭依了与蒙古铁骑生死莫逆的兄弟同盟。

　　大概因其先祖长期雄踞塞外的缘故，感同身受，所以康熙皇帝要比中原的士大夫更了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和习性，也更了解他们对中央政权的那种敢恨不敢爱类似于庶出的心态、积怨和愤懑。因此，康熙皇帝毅然摒弃了沿袭数千年的长城情结，放眼大漠，恩施四夷。“我朝施恩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也”，他是要把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至巴尔喀什湖，南抵鄂尔多斯，北达贝加尔湖，西南到青海的蒙古诸部，建成塞上群藩，使其遐迩一体，众志成城。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皇帝的大智慧了。对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不仅继承、弘扬，而且有发展、有扬弃，第一次跳出长城这道藩篱，第一次突破了地域、民族的思维桎酷，第一次拓宽了时空的视野，不仅规划出大中国的原始雏形，而且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旷世罕绝的贡献。正是站在这个“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康熙皇帝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有方略地构筑自己这个属于多民族的帝国。

　　对于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康熙皇帝是不屑一顾的。这方面，满族有着先天的优势。早在入关前，满蒙联姻就已经非常普及，那个从小就培养教诲自己的老祖母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蒙古的贵胄，自己的皇妃里也有几位蒙古女子。满蒙联姻的制度在清初几乎被视作祖制家法，仅康熙一朝，皇室与蒙古各部通婚就达78次，其中，嫁与蒙古的皇女55人，娶蒙古女23人。但性质已经大别于汉代为求边陲暂宁的权宜和亲之策。

　　然而，真正需要康熙皇帝用心揣摩和调整的是那些蒙古各部上层首领心理上的落差和身份转变后的不适应。随着明朝的覆灭，他们之间的身份、地位和关系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不再是有共同敌人、同仇敌忾的盟军了，他们也不再是那群和父祖们在草原上大碗喝酒、大口啖肉、大声咆哮的莫逆叔伯了。他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自己是皇帝，是乾坤的执掌者，殿台高座、君臣尊卑，必须保持着君主的矜持与孤傲的冷漠，还必须要习惯端坐在高高的台子上忐忑而庄重地接受这些首领们的跪拜、贡赋。在成就了自己的尊严的同时，必须要舍弃掉些许的亲情。这，对于这位自幼就胸怀天下的盛世明君也的确不是太难的事。可是，对于那些出生入死、刀头舔血、粗犷简单的草原朋友们,无论在环境上还是心理上，毕竟太难了。如何化解这些草原雄鹰们心中的惆怅,康熙皇帝再一次陷入沉思……       

　　的确，康熙皇帝需要一处与蒙藩上层首领际会沟通的离宫别苑，需要一块昭示武功、弘扬尚武骑射精神的草原牧场，需要一方能将平生所学的汉儒文化挥洒为物态载体的灵山秀水，也需要一座供自己吐纳大千、静修浴德的精神家园……这也许就是这位康熙大帝独具匠心、深怀谋远的“长城构想”。只不过，这座长城要修建在朝野君臣的心里，修建于刚柔相济、恩威并重的不经意间。于是，热河——这个“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的塞北村落，这个又被视为“北控蒙古，右引回回，左通辽沈，南制天下”的军事要冲，渐渐浮出水面。历史的时空在这一刻凝滞。蕴蓄积累了数千年大一统的民族情怀，也在这一刻迸发。请记住：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

　　塞外的初秋，爽风习习，在斜阳的笼罩下，晚炊寥落，残霞如血，一支马队疾驰的蹄踏声，打破山谷的宁静挟风而至。跨壕跃坡，队伍登上一处高地，为首之人举手示意，队伍骤停。纵目远眺，奇峰峻岭，苍然叠翠，开阔处，绿草如茵，暖溜蒸腾。他不禁仰目苍穹，矍烁的目光中流溢出睿智与刚毅，仿佛要透过天际去俯瞰北方那个马背上的龙沙牧族。顷刻，他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坚毅而果敢地抬起手中的马鞭指向山下：就于此地，肇建行宫……

　　这是发生在300年前的一幕。这为首之人就是开创了一代盛世伟业的康熙大帝。这个决策不仅改变了一个村落的命运，也为康熙旷达的品性、强健的人格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岁月悠悠，时日茫茫，一段历史的尘缘这样伴随着皇家园林与寺庙，伴随着因之而兴的城市，走进了我们的今天。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从建造前的构思就决定它绝不是单纯的园林与寺庙，它们是清朝帝王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团结少数民族、巩固北部边防而修建的夏宫和皇家寺庙群，具有鲜明的政治背景和特殊的政治功用。正如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所言，“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 康熙皇帝终于可以在这座园子里从容地接见内臣外藩，终于可以在泛舟品茶的不经意间纵横捭阖，终于可以在山庄的草原和蒙古包间找寻那久违的同盟亲情，也终于可以把盏临风、朗声唱吟“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的诗句。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这座皇家园林，正门的北侧门额上，是乾隆皇帝题写的丽正门诗匾：“岩城埤堄固金汤，詄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举头仰望，低头思考，与其说乾隆皇帝是为这座正门的题诗，我倒真的感觉，这不恰恰是康熙大帝长城观的写照吗？

　　去岁穷秋，蒙学界厚爱，参加了由郑晓东、钱树信、闫春生三位先生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型图册《清史诗画·清帝承德三百六十五天》的首发仪式。平心而论，尽管前期也参加了图册出版的策划、论证等诸多工作，但囿于相关史料的缺省和困乏，加之自身心有旁骛，特别是已近知天命之龄，尤不想违心于当下学界的浮躁。因此，对图册的底蕴和涉猎并未寄予厚望。然而，当上下两卷、772页的图册摆在面前的时候，内心仍不免为之一颤。装帧精美，角度新颖，立论严谨，广征博引。夜晚，朗月高悬，清茶飘香，笔者屏神静气，开卷披览，直至午夜，以至于内心竟生出许多年久违的感动，荡气回肠，一是为三位先生的孜孜求索，二是为那位纵横捭阖的康熙大帝。“隐隐山头皆古戍，中原民力尽边城。曾闲父老经年战，回首生灵血泪盈……”尤其《清史诗画》中康熙《古戍三绝》“一诗”及“一解”更耐人寻味。于是，彻夜无眠，索性笔随心动，写下了以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