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一)长城的荒芜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回应古北口总兵蔡元“请行修筑长城”的上谕(《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无独有偶，康熙皇帝到多伦诺尔与喀尔喀蒙古的首领们会盟时，也曾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伟人的思想是相近的，但仍有所区别。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与李世民不同，康熙皇帝无意贬损前朝的帝王，而且他与太宗皇帝的思想也站在相异的立场:李世民以强大的军力驱逐突厥，而康熙的故乡就在长城之外，他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帝国的君主，自然具有独特的攘外与安内的思维方式。

长城在千年的时光中守护着华夏文明古国，秦始皇把战国时代齐、楚、魏、赵、韩、燕的边墙连为一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但长城尚未完工，秦朝就亡了。以后历代帝王皆为长城的修筑而大兴土木。长城是隔绝的大墙，它隔绝中原与塞外的一切，让华夏文明独立在其他民族之外。同时，长城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墓地”(R·西尔弗伯格，《漫长的边墙》)，它宏伟冰冷的城砖下埋葬了约四十万被强征来修筑它而死亡的人民。然而，事实上，日久年深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长城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中原王朝强盛时，发兵远征塞外，无需筑长城就可以解决边患——秦皇汉武驱逐匈奴，出塞追击，军威浩荡，何须长城？中原王朝衰落时，长城更是毫无用处。明朝末年*不堪，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边患层出不穷，内外交困的明朝无法抵御清兵入关，这种情形下的长城对于抵御塞外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反而起到消极的作用。因为长城难以全线分守，却又是最重要的心理防线，当它的任意一点被攻破的时候，意味着整个中原王朝门户的失守，民心与军心会受到巨大的动摇，同时使入侵者士气更为振奋。总体而言，长城对于中原的作用始终是负面的，然而它的身躯太宏伟了，毫无疑问又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这是一个逝去的、没有意义的悖论。

历史上春秋、战国、秦朝、西汉、金代、明代都曾修筑过长城。其总长度达一万五千多公里，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十分之三。清代所遗留的长城多为明朝所修建，工程基本集中在明朝逐渐对蒙古丧失了军事优势之后的万历年间。明代共大修长城十八次，先后历时一百五十多年才大功告成。但是长城不是战线，起不到任何作用。当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出塞后，蒙古人将他擒获。在明朝末年，皇太极也曾多次派兵由密云一带攻破长城，侵入明朝领土，还曾经一度占领北京东部的数个重镇，多铎和岳托最远曾深入至山东济南，掳掠之后从容返回关外，进出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虽然清军最终是由吴三桂引入山海关的，但在此之前，长城已经数次被攻破。时代的变迁已经让长城逐渐失去了它的军事作用，成为一件恢宏而巨大的无效防线。明朝隆庆年间，著名军事家戚继光力主修建长城，但他在亲自主持长城的修建时则产生了“长城以瑕，则百坚皆瑕”的担忧。可是，除了年复一年的修长城，中原王朝又能怎么做呢？

到了清代，如果清朝政府处理不好西部与北部蒙古民族关系，或许再修长城就会迫在眉睫了。清代中央的理藩机构，最初称“蒙古衙门”，可见蒙古对中原的威胁。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帝王和军队都畏惧蒙古军队，因为蒙古的骑兵如排山倒海，铁蹄踏遍山川沃野，他们是天生的征服者。康熙皇帝以史为鉴，纵览了中原从秦朝以来的边患，认识到“蒙古*之地，防之不可胜防”，而反复地修筑长城只能虚耗国库，在军事上毫无意义，这也是中原王朝屡屡失守的重要原因。为了抵御蒙古的扩张，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何尝没有在草原上修筑长城呢——金代自1148年开始修筑长城，漫长的金代长城东起莫力达瓦向西南方向经过兴安盟、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赤峰、乌兰察布盟，消失于武川县南的大青山群山之中，全长五千余公里，是今内蒙古境内最长的长城。但是金朝人筑长城不仅无法抵御蒙古人，也给自己带来灾难:

长城万里长，半是秦人骨。一从饮河复饮江，长城更无饮马窟。金人又筑三道城，城南尽是金人骨。君不见，城头落日风沙黄，北人长笑南人哭。为告后人休筑城，三代有道无长城。

郝经在这首《古长城吟》中提出了一个命题:三代有道，无(须)长城。

于是，康熙废弛了长城的修筑，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墙，这道大墙是无形的，它不隔绝民族，不固守土地。康熙设置木兰围场，以木兰秋狝的方式获得蒙、满之间的民族认同与融合，来达到“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的目的。这道大墙也是具体的，它就是热河行宫(康熙五十年即1711年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的大墙，它阻挡了隔阂和猜忌，促进了包容与交流。当康熙在武烈水河谷策划热河行宫的修建时，这座清王朝的夏宫就被赋予了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康熙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了边患，正体现了康熙皇帝政治的智慧、强大的信心与博大的气魄。

避暑山庄的宫墙高大宏伟，形似长城，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之为“小长城”。然而这一切背后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正是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历史性转换，使“中国”史无前例地具有了当代中国的涵义。长城圈住的是中华大地，康熙的大墙圈住的是避暑山庄。虽然康熙的大墙形似长城，避暑山庄也酷似中华大地的缩影，二者却不属于同一时空。一切已经时过境迁，长城之外是满洲人的故乡，是蒙古人的牧场，长城不再是国境，长城内外皆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切非凡的变迁，使得“康熙时期中国统一牢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代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