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94周年纪念日。在全党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之际，唐山劳动日报特约市委党校教授王艳萍撰写了《李大钊精神永放光芒》，全面阐述李大钊精神的内涵和历史意义、时代价值，激励和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以昂扬斗志为加快“三个努力建成”步伐、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作出新的贡献。

2009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李大钊的思想、精神及人格风范都有高度概括，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学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弘扬李大钊精神指明了方向。每次学习讲话都进一步加深对李大钊精神的理解与认识，都有新的感悟与收获。

（一）

李大钊精神内涵丰富，具有历久弥新的历史意义和弥足珍贵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在：

——爱国为民的赤子情怀。

去过乐亭大黑坨李大钊故居的人都会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受，在李大钊的成长环境中睹物思人，有一种时代感油然而生。李大钊生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时刻，从一个爱国少年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与生俱来、一蹴而就的。受到家庭的影响、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家乡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和个人所立志向、远大抱负。

1913年秋天，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以后，准备去日本留学。在出国之前，他特意邀请一位同校学友一起到昌黎五峰山。就在这次游览期间，恰逢昌黎车站的日本驻屯军杀害5名中国铁路警察的惨案发生，李大钊闻讯后立即赶到城北地藏寺吊唁死难同胞，并记录在《游碣石山杂记》（载1913年11月1日出版的《言洽》月刊第6期）中。他写道：

“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不与倭奴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李大钊是带着向古老的碣石山发下的与侵略者不共戴天的誓言，踏上了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航程的。可见,多灾多难的祖国激发他忧国忧民之心。立志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表现出他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这种情怀体现在：他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始终是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为之努力奋斗。他认为国家强大是人民幸福的保障，爱国就应是“智者竭其智，勇者竭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热爱祖国是他的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心系国家发展、勇担时代使命是他自觉的思想和行动。

——矢志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在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发展中，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伟大的先驱者们最先触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救民于水火。这种面对国家危难时局的思考和选择，源于爱国，归于找寻路径，以信仰引领、精神贯穿。最终，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在家乡唐山，李大钊最终完成了他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问题与主义》的写作，在中国第一次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举旗人，其影响正如老革命家林伯渠所言：“登高一呼群山应，微言如闪首传真。”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李大钊为中国寻找到了一条“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走好这条道路，必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创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以这样的党来领导革命斗争。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与分析，李大钊最早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为此，他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密切结合，不断探索中国的青年、农民、教育、文化等诸多问题的解决路径，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取得胜利打下基础。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这充分体现在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为了信仰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他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坚定的信仰使他从容地为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生命。李大钊为了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无限忠诚。

——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

李大钊生命短暂，仅仅38年，但这短短的历史瞬间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乐亭的李大钊纪念馆，大门迎面有八根柱子耸立，寓意从八个方面对他革命一生进行总结：领导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创建中国共产党，掀起工农运动高潮，促成国共合作，倡导党抓武装力量，昭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如此辉煌成就，源于他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工作中，李大钊从不计较职位高低、不计较名利得失。他所认定并严格遵循的是“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他是位学者，一生著述丰富，留下诗文600多篇，150多万字。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撰写文章夜以继日，仅从1920年3月至1924年1月，就撰写各种文章140余篇， 33万多字，平均不到9天就要完成1篇。他又是一位革命家，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2年至1924年，他多次赴上海、下广州，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奠定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他还是位导师，兼任北京五所大学教授时，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街巷，留下了他的无数足迹。他深受广大青年的热爱，唤起无数有志青年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洪流之中。

——廉洁克己、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李大钊的道德和操守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作风质朴，勤俭清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

在《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中，李大钊曾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荣之以势位，诱之以利禄，畏之以权威”这是形成腐败、奢靡的根本原因。因此需要“社会各方人士，均宜自葆其精神上之尊严，勿为物质上之挟制所屈，自重其主观之意志，勿为客观之情势所劫，而速自觉悟者也”。从李大钊基于主观意志、客观情势的哲学思考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根治当政者的腐败问题关键是要从源头杜绝腐败因素的产生。为此，李大钊提倡一种简易生活，提倡光明磊落之人格、真实简朴之生活。只有“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才能达到“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的境地。

众所熟知，李大钊“幼失祜恃”，童年凄苦。但他志存高远，不懈求索。为了革命事业，他做到了廉洁克己、无私奉献。他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极少坐车，常年着一身中式灰色长袍，除了生活必需，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在他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每月薪俸120元（在当时足可以养活四五十口人的家庭），担任教授时薪俸为200元，加上到其他大学兼课，每月收入在250元以上，已经属于宽裕之家。但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他拿出大部分收入交纳党费、帮助贫困学生，有时竟会使夫人赵纫兰难为无米之炊。从1917年进入北大到1927年壮烈牺牲，李大钊在北京10年生活中，他先后搬家8次，但从没有购置过房产，“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对他甘于清贫生活最形象的写真。国共第一次合作后，李大钊任北方国共两党的最高负责人，仅1926年底到1927年春，就有数十万元款项经他支配，但他自己从未动用过一分钱。《北京档案史料》记录有李大钊被捕后的狱中“供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经手管理的数十万的款项每一项都有明确去向，细致且认真。而独独自己家境至其被捕遇害之时，一贫如洗，其境况从当时各类报纸报道中都有反映。

——百折不挠、探索创新的个性品质。

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体现了人类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精神状态。李大钊精神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坚定地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创新思想。他说：“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在最为体现李大钊创新精神的《今与古》一文中，他号召人们把握住“今”、把握住“现在”。对那些“热心复古的厌今者、梦想将来的厌今者、满足现在的乐今者”，都提出了批评。今，就是“现在”，就是现实的实践活动。“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时间就是牺牲了生命。”诚如李大钊所说，新与旧的本质区别在于思想，而社会主义“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我们想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一是要开放，二是要创新。敢于开放，才能“迎受”新事物、新思想，而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敢于创新，才能破除迷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真正以人民为中心，发扬好、保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李大钊十分注重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并在实践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表现在：

他在中国最早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第一次提出采取“直接行动”进行斗争；他最早提出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在中国最早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在中国的大学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开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精神体现在，以爱国为民为原点也是终点，以信仰、道路选择为路，以勤勉、务实、清廉、奉献、探索、创新为基础；清晰、鲜活的“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精神堪为中国革命事业的动力之源，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二）

“铁肩担道义”是李大钊生前最为钟爱的名言，也演化成为人们感怀他的伟大精神的代名词。在建党百年这个特殊日子里，我们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回望革命先驱者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并为之奋斗献身历史轨迹，旨在学习他的伟大思想，秉承他的伟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起团结奋斗新时代的不竭动力。

李大钊起初并不是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位学者，在纪念北大校庆25周年讲演时，李大钊满怀深情地说：“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从1917年底至1927年初，十年时光，李大钊立足北大，对当时整个中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他生命历程中最精彩的时期。

对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影响，章士钊曾有两段极为形象的评价：

“守常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

这说明在北京大学开始工作时，李大钊的威望并不高。但经过短短两年多时间，1920年7月23日李大钊受聘为教授，10月，李大钊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并且直至1923年连续4年当选。

“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去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李大钊的威望是经由努力工作而获得的。李大钊参与了校务改革，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为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精心准备的课程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为强化组织发展的社团等实践活动传播着真理的信息。

罗章龙选听李大钊讲的《唯物史观研究》时曾说：

“过去的历史课，都不外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不出春秋义法和二十四史范围。而李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在当年是件新鲜事物，这门课无现成教本可循，要自己编写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很多。他在课前亲自散发讲义，每次都有十张八张，的确开全校风气之先……李先生讲课有系统，兼有条理，而且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具有高度说服力，所以同学们听课十分踊跃，座无虚席，迟到的就站着听讲……”

李大钊也认识到“文明国之政争，皆在演说台上”，参加讲演活动，实际上也是一种斗争的方式和手段。因此，他十分重视演讲活动，并且热心参加各种讲演，在《李大钊全集》中留有多篇演讲记录。

据不完全统计，1917年至1926年，李大钊在各地至少发表了45次演讲，其中约有40次是直接或间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著名演讲有《庶民的胜利》《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史学与哲学》《社会主义释疑》等。他正是充分运用了演讲这一方式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搭建起交流的平台广泛地传播真理，“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李大钊一生中还曾经是多个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参与编辑、发稿的报刊几十种，比如《言治》《民彝》《新潮》《神州学丛》等等，这种组织与宣传工作，成为李大钊走上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桥梁或纽带，引领时代潮流的阵地和舞台。这其中，李大钊均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组织和指导作用。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伟大人格、高尚的道德情操为革命事业的后来人所敬仰，他的伟大精神为我们代代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新出版的党史学习教育资料书《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多次提到他的伟大功绩。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农运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等方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力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的思想理论遗产，是革命史上丰碑。

唐山是李大钊的故乡，李大钊精神是唐山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更为深刻地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更为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更为深入地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党性修养，百折不挠把自己的事办好；更为广泛地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直面新时代新的矛盾和问题，主动接受挑战，大胆开拓创新，努力创造经得住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