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遗孀邢少华：为了一句嘱托 独自坚守70年

　　 “在迁安市扣庄乡毕新庄村，提起96岁的邢少华老人，街坊邻居，没有不佩服的。 1944年，邢少华的丈夫刘汝林被捕入狱，在日本投降前夕英勇就义。为了丈夫临行前最后的嘱托，70年来，邢少华用自己单薄的臂膀支撑着整个家，抚育了三代后人。”

　　专稿 邢少华因为去年摔了一次腿，所以行动不太方便，但是精神很好，说起话来思路清晰。在老人居住的屋子里，墙上贴着十大元帅像，桌子上还摆着几张黑白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一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鼻梁高挺的帅小伙，邢少华的儿子刘孟庚说，这就是他的父亲刘汝林，旁边照片上那位眉清目秀、端庄娴静的少女，就是他的母亲邢少华。

　　“洋八路”三劝父捐影箱

　　支援抗日战争成美谈

　　刘汝林年轻时曾就读于河北工学院，后来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受迁安同乡——抗日民族英雄杨十三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影响，1942年，刘汝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天津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给迁安抗战部队供应电台、药品、枪弹等物资。

　　迁安原县长李焕章在《历史在闪光——迁安革命故事》中这样描写刘汝林的形象：“西装革履，梳着大背头，拄着文明棍儿。”就是这样一位和传统八路军形象格格不入的“洋八路”，在迁安当地有口皆碑，而刘汝林劝父亲献皮影箱支援抗日的故事，更是人人传颂的佳话。

　　刘汝林的父亲原名刘恩波，外号刘老恩，是迁安扣庄乡毕新庄人。刘恩波是位老中医，家里开药铺，经常行医济贫。抗战期间社会动荡，皮影行业不景气。因为刘恩波走街串巷地行医，人脉广，消息灵通，谁能唱影、哪家需要唱影他都知道，所以有影人就把皮影箱卖给了他。刘恩波召集了一些影匠，成立了一个皮影社。刘恩波有四个儿子，大儿子会演皮影，老二刘汝揖是教书先生，老三刘汝林和老四刘汝维都参加了抗日。

　　1938年，一场抗日武装大暴动席卷了整个冀东大地，刘恩波的三儿子刘汝林参加了此次暴动。1940年，为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十二军分区想要成立一个皮影队宣传抗日，但资金匮乏。刘汝林知道父亲有一个皮影箱，就回家想方设法说服父亲把皮影箱捐给军分区。

　　皮影社搭台唱影能收入些小米，可以养家糊口，所以刘恩波一听儿子要把皮影箱捐出去，当时没同意。后来，刘汝林又专门回家两次劝父亲：“大敌当前，各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咱家可不得做点贡献么？”最终，开明的刘恩波同意捐献皮影箱。

　　影匠们跟刘汝林说，其实刘恩波早就想通了，就是舍不得他们这些影匠。临行前，刘恩波含泪对这些皮影艺人说：“去吧，到部队去唱影，是干大事，有你们用武之地呀！”于是，这些皮影艺人们开始了一种独特的抗日宣传方式——用毛驴驮着皮影箱宣传抗日。

　　献身天津地下党工作

　　夫妻同心伉俪情深

　　刘孟庚说，母亲邢少华是天津人，自小母亲早亡，七八岁时被送给了养父母家。虽然养父母家孩子多，也不富裕，但还是让邢少华上了学，长了见识，后来还到了铁路后勤部门工作。

　　提起和丈夫的相识，邢少华拨弄着手指，记忆有些模糊，刘孟庚在旁边一起帮助她回忆。“1940年，我爹娘在天津相识，是一个拉洋车的给介绍的。”对于父母的相知相许，怕是母亲年轻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跟他谈起过，“当时我娘还不知道我爹是地下党，只知道他在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是个文化人。”据后来推测，拉洋车的可能是地下党，介绍刘汝林两人结为夫妻可能是为了掩护刘汝林开展地下工作。

　　刘孟庚介绍，他父母在天津生活两年后，父亲身份暴露，安在天津杨柳青的家几次遭到特务围攻。在天津已经无法继续待下去，当时母亲已经怀孕，为保证母亲的安全，母亲被父亲送回了迁安毕新庄的老家。

　　“我爹一共被捕了两次。”刘孟庚说，“第一次被捕后，其他地下党同志把他营救出来了，救出来后浑身是伤，我爷(刘恩波)给他上药，说这是硬伤啊，我爹搪塞说是长的疮，时间长了变成这样了。”

　　这次被捕获救后，刘汝林继续在天津从事革命工作。邢少华被转移回到老家后，刘汝林仅回家过两次。当时邢少华在老家过得也很忐忑，经常有日本兵到村里来抓人，邢少华怕自己的天津口音暴露了，就把灶灰往脸上一抹，装傻子装哑巴。

　　为抗日抛家舍业

　　亲人经历生死别离

　　邢少华回忆说，自从离开天津回到迁安后，黑夜白日加起来跟丈夫刘汝林在一起的时间也没超过24个小时。

　　父亲最后一次离家时的情景，刘孟庚仍历历在目。他回忆说：“1944年正月的一天，父亲回来看我们，当时他跟家里人说，这次出去任务难完成，怕是十年八年也回不了家。父亲离开的那天早上，母亲给他炒了一盘鸡蛋，但父亲却没吃上。”刘孟庚一边说着，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我4岁，平时家里也经常缺吃少穿，看着那盘鸡蛋我非要吃，我娘说你别吃，让你爹吃。我夺过爹手里的筷子就扔地下了，我爹饿着肚子就走了……”

　　年逾古稀的刘孟庚叙述着往事，已是老泪纵横，“我爹就这样饿着肚子离开了家，走到了村口，又折回来抱了抱我，跟我娘说，如果我爷爷去世，我们先别发丧，等他回来。”

　　可刘汝林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1944年，刘汝林在返回天津途中被捕，后来被押送到唐山日本宪兵队。后来，据狱友介绍，他曾在监狱里组织过暴动、绝食，还曾组织炸狱，但最后均未成功。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刘汝林牺牲于唐山日本宪兵队。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刘汝林说：“家里一棵大树还好么？”

　　据刘孟庚介绍，爷爷刘恩波是在父亲刘汝林牺牲后的第二年去世的。

　　一句嘱托坚守70年

　　独自抚育三代后人

　　在丈夫最后一次离家后，邢少华收到过他写来的一封家书，邮信地址是帝国饭店。邢少华就带着年幼的儿子到天津寻找丈夫，娘家人也帮着找地址，可偌大的天津根本没有这么个地方。多年后邢少华幡然醒悟，其实“帝国饭店”就是日本宪兵队监狱。

　　1957年，通过一封辗转的信，她才得知12年前丈夫就已经牺牲了。

　　从丈夫离家的那天起，70多年来，邢少华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只为了丈夫生前曾对她说过：“要是我牺牲了，你帮我拉扯大三个孩子，也就是对得起我了。”一句简单的嘱托，让邢少华在这个家独自坚守了70年。

　　刘汝林在老家还有一位妻子以及另外两个儿子。刘汝林牺牲后，家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当时只有26岁的邢少华肩上。

　　从邢少华年轻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在大城市长大的她是那样的娇美、小巧，或许当年刘汝林就已经深深地了解妻子性格中的坚忍，所以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放心地把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家交到邢少华手中。

　　刘汝林的大儿子刘孟余曾和兄弟们说过：“这是咱爹有安排呀，知道自己要牺牲，他哪里是给咱们找个妈，这是又给咱找了个‘爹’啊！”

　　刘孟庚说，母亲是个特别能干的人，不仅识文断字，还啥重活儿、累活儿都能干，啥苦都能吃。最难的时候，1947年过年时还带着儿子挨家要过饭。

　　老人家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抚养长大，又给哥几个成了家，如今重孙子都长大成人了，家里还是邢少华当家理计。每逢家里有大事，比如哪个孙子盖房或买车了，她要开家庭会议，让大家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邢少华85岁那年，亲手把两个重孙子送到了部队，说这是抗日烈士的后代，要让他们到部队报效祖国。现在两个重孙子一个是炮兵，一个是空军，在部队表现都很出色。

　　如今邢少华苦尽甘来，晚辈们都十分孝顺，政府每月还发给她1000多元的高龄津贴、烈属补贴。刘孟庚是邢少华唯一的亲生儿子，可她却说：“这些钱不能给你一个人花，这钱是冲你爹给的，你爹的后人都有份儿。”

　　邢少华平时生活节俭，一碗冷饭都不舍得扔掉，却时常帮衬“家里有困难”的儿孙们，哪个晚辈上学成绩好，她还给发奖学金。

　　朱艳辉 杨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