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间访华团:“一定让日本民众知道历史真相”

8月18日,在潘家峪惨案发生地潘家大院,日本民间访华团成员向死难的中国村民默哀。

8月19日,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内,访华团成员在仔细记录展厅中陈列的战犯、大屠杀罪魁祸首铃木启久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认罪并下跪谢罪的史实。

8月19日,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内保存的大屠杀死难者遗骸,让访华团成员们深感震惊。(记者 闫军 王蓉辉 摄)
专稿 (本报 记者 王蓉辉 闫军)“很抱歉今天让你们回忆家人被杀的悲惨往事,你们心里都很难受,我们也很心痛。请你们放心,今天你们讲给我们的历史史实,我们一定带回日本,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这个惨案。”
8月19日上午,在滦南县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23名来自日本“铭心会南京”第30次友好访华团和日中友好希望之翼(长崎)第13次友好访华团的成员习地而坐,聆听3位惨案幸存者对日军暴行的控诉。当听完3位老人声泪俱下的讲述后,“铭心会”访华团团长松冈环女士握住老人们的手,表达了全体团员的心声。
这两支访华团是第一次来唐山。多年来,他们奔波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调查70年前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的惨案的遗址和走访日本二战侵华老兵,目的就是“把历史真相带回日本去,把被政府掩盖、淡化的史实告诉下一代”。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8月18、19日两天,访华团探访了位于丰润区的潘家峪惨案遗址和位于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惨案遗址,哀悼当年惨遭日军杀害的数千名手无寸铁的中国村民。
求证,只为真相与良知
由松冈环女士发起组织的日本“铭心会”,全称是缅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战争牺牲者、铭刻在心集会,今年是该会访华团的第30次来到中国,更是已68岁的松冈环女士本人第88次踏上中国的土地。30多年前,她是一名小学历史教师,发现在平常学生所用的教科书里很少提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便把自己了解的一些史实讲给学生们听,学生们向她追问:“老师,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于是她决定到中国来求证。
1985年,松冈环女士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刚落成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悼念活动,至今已坚持了30年。这期间,“铭心会”活动也得到了日本国内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许多人自愿加入进来,其中不乏在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松冈环女士和“铭心会”成员,及日中友好希望之翼(长崎)团体的成员对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的惨案进行了大量调查,得到的史实令他们的内心十分沉重,而更令他们痛心的,是日本政府对这一切历史真相采取的掩盖、淡化的态度。
“这是真的吗?”当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刘宝辰教授向她讲起70多年前在河北省各地发生的许多大屠杀惨状时,松冈环女士震惊了,像她的学生曾经追问过的那样,也向刘教授追问。1992年,松冈环女士因调查中国劳工史实,与刘教授结识。从那时起,她和“铭心会”成员陆续走访调查了河北定州、满城、阜平、邯郸、邢台等地的惨案遗址和幸存者。今年,在刘宝辰教授的帮助下,他们把目的地定在了唐山,定在了丰润潘家峪和滦南潘家戴庄。
“我曾经被人多次问过,是什么让我坚持了30年?我想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真正的谢罪,没有对受害者赔偿,没有把真正的史实告诉下一代,这促使我要来中国,了解真相。”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松冈环女士的神情十分坚定。
沿着遇难者走过的死亡之路
8月18日上午,23名访华团成员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潘家峪村。夏日阳光洒满这个安宁的山村,走进村子,映入眼帘的是爬满农家小院和村街的葡萄藤,沉甸甸的葡萄缀满枝头,预示着又一个丰收的年景。
只有一墙之隔,走进安葬着死难者遗骸的潘家峪惨案陵园,让人们一下子回到了74年前那个惨绝人寰的肃杀寒冬。高耸的纪念碑下,4座大坟茔无声地向每一位到来者呐喊着。访华团全体成员面向安放着死难村民灵牌的祠堂肃穆而立,鞠躬默哀,并敬献上两个花篮,寄托他们的哀悼之情。每一座坟茔之前,都有成员在认真辨认、记录石碑上的铭文。
从陵园出来,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顾问潘贵清老人的引领下,全体成员沿着当年日军用刺刀驱赶村民走过的街道,从集中地点西大坑走向大屠杀的发生地潘家大院。
“现在我们走过的这条百八十米长的街道,当年是乡亲们通向死亡的路啊!”
潘贵清老人哽咽的声音带着愤怒。在1941年1月25日中午至傍晚的大屠杀中,潘家峪村民被日军驱赶到村中的潘家大院,敌人用步枪、机枪向赤手空拳的群众疯狂扫射,并放起了大火。惨案中1230人被杀害,其中许多妇女被强奸后杀害,许多孕妇惨遭剖腹,母子双亡,许多孩童被兽性大发的日军残忍地摔死在东跨院的院墙下。潘贵清老人的父亲潘树宗因上山砍柴躲过了这场灾难,在掩埋了遇难乡亲之后,毅然与村里幸存的青壮年组成潘家峪复仇团,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74年过去了,当年日军留在小铁门和墙壁上的弹孔和刺刀痕迹还赫然在目,曾经堆满被烧焦的死难者遗骸的潘家大院也被保存下来,这些都成为对日军暴行的有力证据。随着潘贵清老人的讲述,访华团成员们脸上的神情越来越凝重。当他们走到4位孕妇被残杀的大石槽边时,全体成员肃然而立,向潘贵清老人请求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死难者默哀。“铭心会”访华团团长松冈环女士此时已是泣不成声,许多成员也忍不住抽泣起来。
罪恶永远无法掩埋
19日这天,早上从唐山出发时就下起了大雨,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访华团祭拜潘家戴庄惨案遗址的行程。在时大时小的雨中,成员们依然认真地参观位于惨案纪念馆露天院内的遗迹和无名遗骸合葬墓。
在惨案纪念馆的实景陈列厅里,访华团全体成员看到了另一条无辜村民通往死亡的道路。这里完整保留下了1942年12月5日、日军残杀村民的现场——一条长达45.9米,宽5.7至6.2米不等的深坑,当年1280名村民就是在这里被火烧活埋,被钝器类击打致死,在已发掘的长17.6米的坑内,21具死难者遗骸身上,能清晰地看到刀斧砍断肢骨的伤痕,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仍然保持着挣扎呼喊之状。一个小小的婴儿骸骨令人揪心,据推测,他可能才几个月大,甚至是母亲腹中即将出生的胎儿,因母体受到重击而坠落出来,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三四岁男孩的遗骸,单细的胸骨上还留有汗衫的白纽扣。这一具具令人触目惊心的遗骸,让许多成员沉默无语,即将迎来77岁生日的田中稔老先生是团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在每一处遗骸前他几乎都费力地以跪地的姿势观看;一位女大学生面对1、2、3号遗骸,整理好衣衫,低头静立,默哀良久才移步向前;在坑尾部的儿童遗骸前,一位中年男性成员双膝跪倒在坑沿上,双手合什,表情沉痛。
在这样的时刻,再多的言语都无力表达;在这样的惨景面前,再多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看到这么多人被杀害,我心里十分难受,希望所有的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友好的世界里。”来自琉球的一位研究生执著地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向记者表达出他的心愿。
记录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为幸存者留下控诉暴行的影音资料,是“铭心会”和“希望之翼”访华团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多年来,他们每到一处,都会尽最大可能录音、录像,回到日本后,再把这些素材加工成纪录片,向日本普通民众播放。
在唐山的两处惨案发生地,访华团分别访问了6位当年的幸存者。重提惨绝人寰的往事,这6位耄耋老人都禁不住老泪纵横,乃至失声痛哭。
81岁的潘善增,当年8岁,在被驱进潘家大院后,亲眼看见他前面的村民只因说了一句“我不是这个村的”,被日军一刀砍断头颈。幸存下来的他回到家中,却发现房子、粮食全被烧完,邻居一家六口,除丈夫未在家幸免遇害,妻子和4个孩子全被杀死在家门口。
87岁的潘瑞华,母亲、弟弟和妹妹全被烧死在潘家大院,他躲在一间厢房的杂物堆下面幸存下来。74年来,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与弟、妹凄惨的死状,只要听到有人说“日本子”,心里仍然充满恐惧。
83岁的潘春义,他的母亲被日军逼着去做饭,弟弟因为尚在吃奶,就带在身边。大屠杀发生时,几位做饭的妇女躲在一个地窖里,被日军塞进柴禾烧死在里面。母亲的尸体被找到时,肉都被烧烂了,弟弟的嘴里还叼着她的乳头。在这场大屠杀里,他家这个11口人的大家庭有七口人被日军杀害。
85岁的戴作树,母亲、姐姐和弟弟被日军杀害在潘家戴庄的长坑里。
91岁的戴文胜,他那天因一大早赶集去了,躲过了这场大屠杀,但母亲、妹妹和2个弟弟被杀。
78岁的周炳岳,那天他在姥姥家,下午就听说潘家戴庄出事了,第二天舅舅带着他们回来,从大坑里扒出爷爷和父亲的遗体。由于害怕日军再来报复,村里的幸存者一听到风声就躲出去,大坑里的乡亲尸骨扒了十多天,许多已腐烂,惨不忍睹,还有一些就永远地留在了坑中。
不论是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还是在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访华团全体团员对老人们的控诉都凝神倾听,几位大学生、研究生成员不停在笔记本上记录。一位年仅20岁的女生告诉记者,她学的是教育专业,将来会当小学教师,在大学里她就积极参加和平活动,很想知道日本在中国这段历史的真相,这是第一次到中国来。在所有参观和听讲中,她都站在最前面,又是最后一个离去,笔记本的每一页都已写得满满的。
听完老人们的讲述,全体成员都与老人们合影留念,并赠送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礼品。在与潘家峪惨案幸存者告别时,田中稔老先生还紧紧握着潘瑞华老人的手,用中文说:“谢谢你!祝你健康长寿!”成员们对当年侵华日军造成的巨大伤害至今还是老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阴影,表示深深的歉意,他们纷纷向老人们保证,一定会把真相带回日本,让日本民众知道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对侵略者的愤恨。
19日中午,分手的时刻,大雨依然在下,似有无尽的悲情要诉说。松冈环女士再一次向潘家戴庄惨案的3位幸存老人表示:“我们是日本的良心。请你们放心,一定会把历史真相带回日本!”
几位善良的中国老人压抑住悲伤,真诚地对这些来自日本的访问者说:“欢迎你们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