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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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不仅因为她有“记者”的头衔，而是因为她是以真正的记者作品而获奖的。以往获诺奖的作家，当过记者的多了去了，海明威、马尔克斯，甚至邱吉尔都在其列，但他们获奖的主要依据都不是在记者生涯中写出的作品。《老人与海》《百年孤独》都是纯虚构文学。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尽管是非虚构文学，却并非新闻作品。并且，老邱1953年之所以获奖，恐怕跟文学都没多大关系。当年，诺奖委员会的动机八成以上是向这位战争伟人致敬，不给他个奖不足以抚平自己作为死忠粉的激荡心潮。那么，给个什么奖呢？和平奖？不行，老邱也是参战一方，间接杀过不少人呢，尽管号称“为了和平而战”。那么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都不沾边儿。有人说，经济学奖吧？另一个人赶紧捂他的嘴：净胡说，经济学奖15年之后才设立呢！于是，那就文学奖吧，老邱写了很厚的回忆录呢，书中收录了他精彩的战时演讲。所以，那次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创了纪录——史上唯一一次发给了领导讲话。
阿列克谢耶维奇则不同，她的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一译《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台湾译为《车诺比的悲鸣》)是纯正的新闻类作品。也正因为其纪实性太强，很久以来不入文学界法眼。她此次获奖，估计很多文学评论家会失语，倒是关心时政的普通读者可能有话说。
读这本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熟悉其内容，而是熟悉其视角和文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多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去采访亲历者、见证者，实录他们的口述，还原历史真相，包括那些曾被灾难碾碎的个人情感——中国灾难报道的记者们这几年做的不就是这种事吗？
这书我大略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类似灾难发生时，作为报道参考书来读的。远的一次是在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时，近的一次是天津滨海化工厂爆炸的时候。咱们现在就重读其中的一篇——
“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着手一同前往。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可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有多深。我不知道……我们住在他工作的消防站的宿舍楼里。我们家在二楼。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其他三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消防卡车就停在我们楼下。红色的消防车。他是一名消防员。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一直都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这是一位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罹难的消防员遗孀的讲述——消防员？嗯，没错，消防员，听起来和我们如此之近——在她的记忆中，事故发生的情景是这样的——
“我并没有看到爆炸，我只看到了火苗。一切都在发光发热，包括天空在内。汹涌的火苗夹带着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空气中袭来令人窒息的热浪，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还没有回来。”
读到这里，我恍若感觉是对着天津爆炸的电视画面，在看一部早已写好的预言书。
还有，“7点，7点时，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
以及，“夜幕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
坦白说，第一次读这一篇时，我掉泪了。然而，我并不觉得采写相似题材的中国同行就一定比她写得差。不仅这一篇，整本书并没有让我觉得高不可攀。它震动我的，不是多么高超的写作艺术，而是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本身。换句话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本书里展现的是新闻报道艺术，或者说，讲真话的艺术。
这恰是诺贝尔奖文学奖颁给一名记者的与众不同的意义：奖励的是一种探求真相的精神和讲出真话的勇气。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次授奖也许会成为诺奖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虚构类纯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在无可否认地日渐式微，而非虚构作品的市场有增无减。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也会更多地转向纪实作家呢？ 在这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里，人们对纯文学的宁静之美已经越来越缺乏耐心。而在这个谎言充斥的时代，又有什么比真实更可贵？ 李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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